逃港者:他们亲历两个时代的变迁

2018年11月18日,67岁的黄元璋第一次搭乘广深港高速铁路,列车穿过深港边界,在漆黑的隧道里呼啸而过。20分钟后,抵达深圳北站。

44年前,他花了6小时,从深圳后海湾泅渡到香港元朗。

40年前,时年19岁的梁信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后,于香港大屿山上岸。

他们曾被称为“逃港者”。

2018年11月,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面向公众开放,陈列着的旧档案、老物件、新资料沉默地诉说着历史。

Picture1

“逃港者多则上百万”

和普通深圳原住民一样,19岁的吴志聪有不少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亲戚。“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前偷渡过去的”,他说。

广东话里的“偷渡”被前深圳特区报记者陈秉安称为“逃港”,他的著作《大逃港》曾披露此事。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官方统计文件,在1954年到1980年的29年中,“逃港”的非法移民与政治难民有56.5多万人次。陈秉安认为实际人数比官方数据还要庞大,除去无法计算的被遣返、在偷渡过程中失去生命的逃港者,他以每10年的人口减去自然增长率所增加的人口,得出“成功抵港者,少则60到70万,多则上百万”的结论。

1979年关于深圳历年偷渡人数的统计表(左)及《关于群众偷渡外逃报告》(右)

1979年关于深圳历年偷渡人数的统计表(左)及《关于群众偷渡外逃报告》(右)

至于建国前后,从中国大陆通过对外走廊逃到香港的资本家、地主豪绅、国民党败兵与躲避战火的老百姓有多少,陈秉安估计有200万人。

轰轰烈烈的逃港潮曾震惊中外,“大逃港让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意识到人民是用脚投票的”,陈秉安认为,“它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几乎家家户户有人偷渡”

为什么逃港?

“经常吃不饱,有钱也买不到东西。”49岁的梁信说。

“没书读,停课赶人去工作。”65岁的陈凤娣说。

“知青下乡,回城机会渺茫,我不想当一辈子农民。”67岁的黄元璋说。

“我们农村什么都没有。”68岁的莫道中说。

“所有人都去填海造地‘做大海’,每天二两米,人人吃番薯藤,”80岁的叶寿群回忆,“夜里乒乓作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偷渡。”

1966年到1970年,全国高校五年没有招收新生,有人说,1966年至1976年内升学率仅4%至5%。另一方面,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增加不到20元钱,约有2亿人吃不饱饭,城市职工工资多年未涨。1974年和1976年,中国财政出现负增长。

1979年关于深圳历年偷渡人数的统计表(左)及《关于群众偷渡外逃报告》(右)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家庭成分被汕尾地区海丰县革命委员会划为“地主阶级”,对莫道中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966年8月26日夜晚,十来个手提长矛的民兵在莫家大门贴上对联,上联“出身不由己”,下联“道路可选择”,横批“地主家庭”。出身条件不仅剥夺了莫道中上中学的资格,除接受批斗,莫家赚来的工分也被公开克扣。

《广东省新会革命委员会地富反坏分子摘帽通知书》

《广东省新会革命委员会地富反坏分子摘帽通知书》

自1955年粮食部发行第一张“全国通用粮票”始,越来越多物品需凭票证购买。

60年代的农村,最难熬的是冬天。棉花票是“金贵玩意”,一般人家都是攒着做棉被的,有棉袄的人家不多。为了抵御寒冬,莫道中每天穿三件薄衣,待天气转暖再换洗外衣。

Picture6

现在常见的生活用品在当年基本是“紧俏货”,没有牙膏、牙刷、毛巾,也没有鞋袜,农民在冬天赤着脚。“所以脚底的硬皮很厚”,莫道中回想,天气干燥的时候,经常破皮流血。

“受尽磨难”后,莫道中与他的兄弟决定偷渡。1980年9月27日,莫道中乘坐的小艇于香港石澳岛登陆,此前,他已“逃了”9次。

1980年10月23日,港英政府通过《1980年人民入境(修订)(第2号)条例》,宣布以“即捕即解”政策取缔此前的抵垒政策。

逃港潮自此终结。

大潮起于珠江

2018年11月,在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里,“大逃港”作为重要一环呈现在群众面前。

 

陈秉安曾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催生针,是这次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震醒了中国,也教育了广大共产党人,从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开始。

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开辟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1979年,广东省政府以“非法探亲”名义特赦“叛国投敌”的逃港人。80年代初,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回乡探亲潮。

1983年,黄元璋坐上了回广州的直通车。

走在广州的街道上,他感到很震惊,旧时拥挤的街道变宽敞了,不少行人骑着昔日稀罕的自行车路过,街上多了公共汽车,“还有的士(出租车)。”

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变了。赶时髦的女孩子穿着自己做的“古灵精怪的衣服”,他回想,男人穿三角骨的打狗裤(运动裤)、喇叭裤,大家都跳的士高(disco)。

Picture9

陈凤娣不记得第一次回家在什么时候,“大概在82或者83年。”她只记得那年很多逃港人回家,为从罗湖过关,她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编织袋皮袄、棉衣、日用品,排了一夜的队。

自1978年逃港后,这是她第一次回家。

与逃港人一同回内地的,还有不少香港企业家。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俗称22号文),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到80年代,“三来一补”企业已在珠三角遍地开花。

80年代,香港工人工资迅速增长,一些无法应对国际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在广东设厂雇工,因为彼时广东工人的工资成本仅为香港工人的1/5。

1982年,被“政策优惠,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的条件吸引,花田纺织时装(香港)有限公司地董事长刘起棠把香港做服装的经验拿到深圳,带着“72把大剪刀”,在渔民村开办了深圳第一家服装厂。

原籍广东佛山的的刘起棠,是当年逃港潮中的一员。

“一年更比一年好”

2003年,为拯救被非典伤害的香港经济,中央政府决定开放“港澳自由行”。趁着自由行的热潮,年末,莫道中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一趟旅行令他感到身心愉悦,“自由、释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现了香港居民移居内地的现象。据香港规划署调查,2001年有4万多香港人移居大陆。到2005年底,香港人在大陆自置的物业数量达18.16万个,共有近9.2万香港人在大陆居住。

除了在香港结婚成家的大女儿,梁信的妻子、二女儿和小儿子都在中山生活与工作。独自一人住在长宏邨的梁信,晚上下班回家时常点开微信与家人视频交流,“大陆发展越来越好了,年轻人在香港不好就业,房租又贵。”

他打开手机图册,指着图片里将近二百平方米的别墅说,“这是我们在中山的家”,他又指了指眼前于2002年申请的四十多平米、两房一厅的公屋,“他们怎么还愿意来香港住呢。”

梁信手机相册里在中山的家的图片

梁信手机相册里在中山的家的图片

梁信在香港的家中

梁信在香港的家中

黄元璋觉得,“这一切得益于政策的改变。”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

同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开通运营,香港西九龙站正式投入使用。10月24日上午9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从香港驾车到珠海、澳门仅需45分钟。

2019年新年期间,莫道中尚未回乡下,他转发了一段老家兄弟拍给他的视频。视频里,一群年轻人在一大片空地上欢快地舞狮、放炮竹,旁边或站或坐着老人和小孩,不远处,几栋漂亮的新房子前停着好几辆小轿车、摩托车。“一年比一年好啊!”通过微信,莫道中感叹。

老家在深圳公明的陈凤娣更深刻地感受到大陆的飞速发展,她偶尔会感到一丝后悔,“但如果当初环境有现在这么好,谁还会来香港呀?”她问。

 

记者|梁转仪

指导老师|耿军

编辑|吴旋娜

排版|吴旋娜

除说明外,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声明:大华网-草根播报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联系邮箱:stucaogenbobao@163.com
本文地址:http://stu.dahuawang.com/?p=34754,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大华网立场无关。

发表评论→

你必须 登录: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