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再见连体船:渔歌飘散江海 他们终成历史 ——消失在珠江流域的“疍家人”

“疍民”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以船为家、逐水而居,被称为“海上牧民”“水上的吉普赛人”,一度被视为“贱籍”,差点成为第五十七个少数民族。建国后,政府大规模帮扶“疍民”上岸。“疍民”上岸后,逐渐被“同化”,并融入岸上人。如今,咸水歌、水上婚礼等入籍非物质文化遗产, “疍家人”仅留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受人缅怀,一艘艘疍家艇载着渔歌渐行渐远……

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一户好心的疍家人收养了一个当地姑娘遗弃的婴儿。四十年后,这个唤作布华泉的婴儿长大了,通过努力擢升至英国香港帝国东印度公司的管理阶层并追寻自己的身世。

这是《浮城大亨》的电影情节,改编自真人真事,导演严浩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勾画出香港疍家人五十年来的大海沉浮。即使对于香港人来说,疍家人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他们以船为家、逐水而居,被称为“海上牧民”“水上的吉普赛人”,有一段漫长又艰苦的历史。

2017年,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珠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广东省政府决定将珠江流域的休渔期延长至四个月。屋漏偏逢连夜雨,“史上最严休渔期”结束后又迎来“双台风”,恶劣的天气极大地影响了渔民正常的生产作业。这时候,不少媒体把聚光灯打在了珠江流域各地渔村上,其中很多,就是被外界称作“最后的疍民聚居地”的村落——建国后,政府鼓励他们上岸,不少的渔港口就被建成了一个个水上居民上岸定居地。“疍民”一词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最后的疍民”?

什么是“疍民”?参照《农耕他者的制造-重新审视广东“疍民歧视”》中的定义,“疍民”是水上居民的旧称,指传统上没有土地、以船为家,逐水而居,主要从事捕鱼和水运的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沿海一带和港澳等地,以广东各地居多。

“疍民”把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照顾,但是忙着打渔,又怕孩子掉到水里,除了在孩子身上系一个晒干的大葫芦,还随手抽出一块烂布搓成一条,当作绳子,一头系在孩子腰间,一头系在木艇上。历代如此,幼时的这一段绳索就像是婴儿连接母体的脐带,他日即便不再相连,命中仍注定两者不可分离,形影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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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虎门镇新湾疍家文化展示馆的“蒲芦” 梁转仪/摄)

清晨三点钟,佛山市三水区大塘圩的河面上仍黑漆漆一片,六十八岁的陈伯和陈婆婆早早地起了床。南方的初冬,气温降到了十几度。搓搓冻得僵硬的双手,他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直到中午时分,小艇靠岸,网笼里满载着新鲜打来的鱼。两人把艇停泊在河岸边,默默等待客人来选购。

十三公里外,三水区北江边上的林伯拎着一袋活虾,通过在岸上用竹竿搭建成的便桥,从小艇走到沙岸上,准备回家吃午饭。

头发斑白,六十四岁的他和陈伯一样,每天寅时开始劳作。这天,林伯打来新鲜的鱼虾,赶在早市上叫卖。“现在都是用网笼捉虾了,随后天气冷了,秋收冬藏,虾逐渐也会少了。”

林伯和陈伯都曾是地地道道的水上居民:居无定所、终日漂泊。艇,既是他们的生产劳动工具;又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因此水上居民的“疍家艇”又被称为“连体船”或“连家船”。

其实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东晋,就有对疍民的记载。但是,更确切的记录要往后追溯到北宋时期,《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记载:“蜑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多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业。”疍民不受岸上人待见,根据《中国名城掌故丛书深圳掌故》中记载,“疍”或“蜑”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歧视意义的称呼,广东人认为“疍”字寓意“无出头之日”。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一律改成“水上居民”。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文化学院)办公室主任詹坚固的《建国后党和政府解决广东疍民问题述论》一文中了解到:1951年,广东省政府明令取消侮辱水上人家为“疍家”的称呼。在省政府的明令禁止下,“疍民”的称呼在建国初期的公文里一度消失,内河疍民被称为“水上居民”或“水上人家”,沿海疍民则称为渔民。水上人在法律上才开始被承认其与陆上居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地位,并在政策上得到一定的保护与照顾。

对于老一辈的水上居民来说,海,或者说水,是他们所有幸福与苦难的源泉。即使如今,他们几乎都已经转变成在陆地上定居的渔民,亦是如此。

谈起打渔,林伯紧锁起眉头,“现在值钱的鱼一年比一年少了,像水鱼、白鳝这种,更不要说挞沙,(它们)已经消失了。”更让他忧虑的是,养育着他祖辈的母亲河,生态逐年萎缩,河水污染、电鱼、毒鱼等现象频频出现。很多工厂在近几十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工业废水不断增多。有一些工厂甚至会在夜里偷排未经处理的污水。在附近的西江河新上(粤语音译)区域排放出来的污水让林伯感到触目惊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散发着一阵阵恶臭,好难顶。”

沙岸上,塑料包装袋四处散落,一条遗弃在岸上的鱼被太阳蒸干了水分,在眼眶处留下了一个深邃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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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三水北江边停泊的连体船 黄晓韵/摄)

他们很早就“上岸了”

林伯很早就“上岸”了。上岸,指水上居民在陆地上有了相对稳定的住处。据詹坚固分析,从“疍民”到渔民的演变就是以上岸为界限。“疍民”上岸后还从事渔业工作的话,就成了渔民。

1966至1980年佛山市三水县政府响应中央号召,拨出专款和物资,划定用地,帮助水上居民上岸定居,扶持投资61万多元,使得大部分水上居民上岸居住。(《三水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林伯也是在这个时候在陆地上建了房子。

“上岸”后林伯仍坚守老本行。年轻时他曾远到高要附近水域打渔,上了年纪后没跑那么远,现在多活跃在附近的舒原窖、木原(粤语音译)等地。收入、工作时间均不固定,“每天打渔情况可观一点收入有两百来块,运气不好的时候,几十块都没有。实际上,除去工具损耗、燃油花费,大概只有七成的利润”、“天气不好就不会出去,要是天气允许的话,能工作多久就多久。”

生活充满的不确定性,就像靠在江边的林伯的两只小木艇,随着浪潮涌动。两只深褐色的小木艇陪伴了林伯27年,林伯把它称作“饭碗”。每年初冬,随着广东雨水逐渐减少,气候变得干燥,趁着万里无云、阳光普照间,林伯就会把艇推上岸,涂上油,晒干,好好保养一番。

恰逢周日,林伯的两个女儿带着丈夫和自己的孩子回到了位于水上新村七巷的娘家。两层的平房,客厅处恰能摆下一张折叠的桌子,林婆婆烧好了饭,女儿们在回家路上捎带了烧鹅,电视上放映着林伯孙女爱看的《神偷奶爸》,吵吵嚷嚷。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下一代人已经不愿意生活在水里了,“她们很怕这种生活的,怕水。而且在水上生活不安定,遇风遇雨,就靠着这样一只小艇在水面上跑来跑去,很艰难的。”林婆婆不禁附和到,“两个女儿懂事后就上岸啦,打死都不会再去艇那里了。现在让她们去帮一下忙,好像捉她俩去劳改呢。”

毕竟,水上生活一点都不美好,正如林婆婆所说:“行船跑马三分险。”以前没有天气预报,预测天气全凭两人多年打渔积累的经验。“在水面上最害怕遇上暴风雨。”有的时候上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便乌云密布,天空压得很低,夫妇俩急忙把渔网扯上来,收拾好工具,发动引擎十万火急般冲向岸边。

霎时间,风急雨骤、白浪掀天。两人浑身湿透,水滴答滴答顺着衣服落在艇板上,心有余悸,“两公婆差点就去当水鬼了。”即使现在,林伯配备了手机,随时都能查询到未来天气的情况,在海上的日子仍是朝不虑夕。他心里明白,这样的暴风雨还是难以避免的,“一整年在水面上漂,难免会遇上三两次。”

逐渐步入暮年,本该颐养天年的他们,因为农保一年仅补贴几百块且身无长物,夫妇俩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拾起“老伙计”捕鱼捞鱼以维持日常生活。

林伯一家尚算幸运,因为“上岸”政策的大网并没有惠及珠江流域所有的水上居民。对于一些“漏网之鱼”,生活仍旧像是看不到出口的牢笼,他们还得在江海上挣扎。

陈伯一家便是其中一。直到八年前,他们才盼来“上岸”。

不穿鞋袜、赤脚工作,皮肤黝黑,身材矮小,下身较短,身穿长裤仍掩盖不住的“罗圈腿”——陈氏老夫妇身上仍保留着水上居民的特征。常年生活在水上,在狭窄低矮的船舱中屈膝而眠、盘腿而坐、蹲下叉开双腿作业,还得遭受灼热的日光曝晒。长年累月,便形成了这一系列独特的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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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赤脚踩在河滩上,他的儿媳妇在一旁帮忙 黄晓韵/摄)

生活就像牢笼

下午,来选购鲜鱼的客人逐渐增多。陈伯在艇上叫买,有感兴趣的客人围上前询问价格时,来帮忙的儿媳妇便把泡在河水里的尼龙网拎起,脱离了河水的鱼立即挣扎着跃起,“很新鲜的,早上刚捞上来的。”

陈婆婆赤脚蹲在木艇旁边的一块泡沫板上,一把接过客人选购的鱼,重重地摔到板上,待不安分的鱼停止了挣扎,再举起刀用刀背一敲,鲜红的鱼血从绿色的尼龙网里渗出。刮鳞、剖肚,把内脏挖出,清洗,三下两除二,就把杀好的鱼递到客人手中。

五点将至,夕阳西下,江面上刮来一阵阵寒风,刚买了一袋鱼的客人回头看见陈伯仍在辛苦揽客,又掏出一张崭新的二十块纸币,示意要买下剩下的鱼。“唉,这么冷,不要冷着你的儿媳妇了。自己留两条肥美的鱼回去打火锅吧。”陈伯开心地完成了今天最后一单买卖,他没有给自己留下鲜鱼。周日客人较往常多,收入也仅仅几十块钱。这天收入并不可观,因为有时确实能赚到百来块,然而这样的日子一个月中仅有几次。

陈伯回忆说,自己家族世世代代,千百年来都是居住在艇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求生计,他到了清远附近水域。近年来才回到三水,因为自己“老了,熬不动了。”打鱼辛苦,收入也低,在内河中,冬季都是淡季,打不到什么鱼。生活漂泊,大风大雨来了也只得呆在艇上,两人躲在船篷里,用尼龙布蒙得严严实实,听着篷外大风呼啸,雨滴啪啪打在顶上。“习惯了就不会害怕了。我们每一代都是这样过来的。”陈伯感叹说。

2008年,佛山市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渔民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在这一文件中提到,政府对渔民居住集中且经济相对薄弱的三水大塘镇,给予500万元的专项建设补助。无房户的陈伯一家拿到了3万元的购房补贴后,低价购入一家81平方的套间,三房一厅一厨一洗手间前后阳台。在水上漂泊多时,年近暮年,终于在岸上有了固定的住所,陈伯不再是水上居民了。但是,因为一直以来没有购买社保,陈伯和陈婆又回到了艇上,继续以前的生活生产方式,“要去搵才有得吃啊。”

近年来,佛山地区推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陈伯夫妻俩也是受益人之一,然而对于维持日常生活来说还是很困难。“刚开始每个月每人八十块,现在好像是推行的第七年,提高到了一百八十块。”仅仅够“买一包米和几罐油。”,儿女也要供养下一辈,陈伯不忍心成为儿女的包袱,毅然拾起了桨。

停泊在河岸上两只长约三米的小木艇,一只是“工作艇”,另外的是“生活艇”。两人分别坐在艇中,随着浪花摇晃,陈婆掏出几根木条,沾过柴油后用打火机点着,烧柴做饭。一会儿,缕缕炊烟从木艇顶上的铁质小烟囱飘散四周。这是两人最为闲适的时刻。

如今,佛山渔证超标,收紧渔证发放数额,他们也不符合渔证的发放标准,所以属于“无证上岗”,休渔期也拿不到相应的补贴。即使是这样,除了打渔,两位老人别无他选,“我们没有退休的,做到死就退休了。”

渴望成为普通人

很多老一辈的水上居民跟林伯和陈伯一样对“疍家”这一称呼十分介怀,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种蔑称。

千百年来,因生活在水上, 与岸上人的日常习惯、民俗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差异,这个群体一直被当作“异族”。广东汉人一般称水上居民为“疍家佬”、“疍家婆”等侮辱性称呼;汉人不与疍民通婚;疍民小孩在学校受到“区别对待”。政治上疍民也受歧视,没有机会参加政治活动。这些歧视非常普遍,无论城市农村、男女老幼都歧视水上人。(《建国后党和政府解决广东疍民问题论述》詹坚固)三条在社会中约定俗成的禁令,犹如看不见的铁幕,把水上居民隔绝在五光十色的世界之外。1951年,广东省政府明令取消侮辱水上人家为“疍家”的称呼,在之后更多次重申。尽管在官方领域,“疍民”一词已经销声匿迹;在民间,仍是不绝入耳。

“现在还有人叫我们疍家嗨(“嗨”字为粤语脏话)特别是那边旧三水(的人)。”在佛山市三水区河口镇,陈妹坐在木板凳上,一听到“疍家”一词,立即打了个激灵。头发斑白,皮肤黝黑,她语速极快,带着一种突如其来地愤懑。以前每当她准备上岸时,总是被人“疍家嗨、疍家嗨……”这样叫。虽然陈妹不知道“疍家”是什么意思,但是从别人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深深的恶意。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受到别人这样的调侃后,她奋起反驳,“你没有疍家也过不了海!”

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咸水歌代表性传承人、广东省疍民文化研究会理事谢棣英对此感同身受,虽然她不是水上人家,但是多年来亲自走访,跟无数水上人打交道。她指出,在建国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街水上居民聚居地已经不再使用“疍民”一词指代水上居民。“可能历史背景不同,别的地方的人不会很在意,但是我们这边(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街水上居民聚居地)的人对此(“疍民”一词)十分介怀。”所以,她认为至今仍使用“疍民”一词指代这个群体实属欠妥,因为这当中包含了这个族群的苦难史。以前有部分岸上人对水上居民总是出言不逊,“他们(水上人家)走过会被扔石头、吐口水,被叫‘疍家婆’、‘疍家鸡’、‘疍家贼’、‘疍家佬’,这些全都是带歧视的语句。”经历过这一切的老一辈必然是苦大仇深的,这部分记忆仍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水上人一直都很介怀(“疍民”一词),他们从来就没有放下过。”

在虎门镇新湾社区,事情却有些不同。从2009年正阳社工入驻新湾社区,到2015年开启《“追寻水上人家,保育疍家文化”新湾社区渔民文化项目》并成立工作组,到如今新湾疍家文化展示馆落成,社工的物件采集与人物访问工作可谓是“一帆风顺。”“我觉得是因为新湾社区是疍民的聚居地,(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地位,也没怎么与外界接触,所以对‘疍家人’这个称呼不大抗拒。”东莞市虎门镇新湾社区疍家文化展示馆社工文菲菲解释。

事实上,上岸后的水上居民获得了跟陆地人一样的权利和义务,真正成为社会中的公民。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疍民在农耕文化语境下,“被边缘化”的困境得到一定缓解。广东省疍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詹坚固认为,现在所称的“疍民”不带有歧视意义,跟当年的语境不一样,现在主要在学术研究方面使用。有些地方,还把疍民文化打造成独有的特色文化来加以宣扬。

很多水上居民上岸后仍是“靠水吃水”,却已经不可能再延续祖辈的生活,维持现状也只是无奈之举。对于如今的情况,詹坚固在受访时明确表示: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疍民了——因为当疍民离开了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群体就消失了。“他们将融入陆上,与陆上人一样,再也分辨不出彼此。”

“他们将融入陆上人,再也分辨不出彼此”

在历史浪潮中,特定的生活生产方式造就了水上人家这一独特的族群,而如今,随着他们逐年上岸,也就“泯然众人矣”。大部分水上人家上岸后生活依旧艰苦,但是至少有了安身之所,不需再终日漂荡水上,也摆脱了受歧视、欺压的困境,过上了祖辈所向往的“岸上人”生活。他们的后代,更是已经摆脱了这一称呼,享受着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

周末如期而至。相隔一个月,梁振杰决定今天回家。这位身高一米七左右,长相清秀的男孩说话彬彬有礼。近来降温,初冬的阳光洒在振杰的发梢,跟一般大学生相比,他显得更温文儒雅。

振杰就读于东莞市某高校,平常喜欢打游戏,在学校时勤奋学习,利用课余时间兼职赚钱为父母减轻经济负担。要不是家住东莞市虎门镇新湾社区,我们很难把他和那个终日漂泊水上,赤脚作业的族群联系起来。

这样的日子其实距离他很近。海上生活的回忆就搁浅在记忆的滩涂上,轻轻一推,就顺着思绪重归大洋。梁振杰的童年是属于大海的。

广阔无垠的海面,埋藏着“海贼王”中探险和勇敢的梦。振杰从小就跟着父母出海,幼年的他,寒假和暑假都是在船上度过。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孤独。“我觉得在海里生活很美好。”“海上清新的空气和淡淡的海水味,看鱼儿跃过海面,让我感到幸福。”

属于大海的孩子注定不能同时属于陆地。当别的孩子聚在一起嬉戏打闹时,振杰跟着父母在海上漂荡。这导致他小时候没有朋友,终日形影相吊。放学后独自背着书包空落落地离开,身旁结伴而行的同龄人擦肩而过。

振杰的妈妈吴润兴其实也心存愧疚,她明白在船上的生活其实危机四伏。可是以前出海谋生,终日离家,不放心把年幼的儿子单独留在岸上,无奈带在身边。在那时,凌晨五点,夫妻俩开始劳作,便轻轻摇晃振杰,把他唤醒。小孩子嗜睡,立即把被子扯上来蒙着脸。

父亲在后头开船,母亲在前头收网,振杰就蹲在船后面看着他们忙碌。有时候风雨欲来,天幕乌云密布,他就踉踉跄跄地跑到船外头,想把父母拉回去船篷里。“他们都会说没事,把我叫回船里头。”

振杰的祖辈一直生活在船上,世代以打渔为生。吴润兴结婚后,夫妻俩有了一艘新的渔艇,自此成家,振杰出生后更是在新湾社区购置了六十年试用期的一层居民楼。从此这一家人脱离了疍民行列,虽然振杰父母依旧以打渔为生,但是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当下面临的问题是,水上人家文化似乎在年轻一辈出现了断层。“人家可能会关注我们的文化,但我们自己很少关注。”振杰对祖辈的生活可谓一无所知,即使家离新湾疍家文化展示馆只有几百米之遥。“因为没有疍家文化氛围,反而更多的被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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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吴润兴与儿子梁振杰 梁转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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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虎门新湾社区旧渔港 梁转仪/摄)

“再见”连体船

在谢棣英口中我们验证了振杰的说法,水上居民确实很少关注自己的文化,更多的是选择闭口不提。作为水上居民文化中的瑰宝——咸水歌,由她这个“非水上居民”来保护。

数十年来,谢棣英搜集、整理和创作了咸水歌300多首。为走近水上居民,从他们口里记录下咸水歌,谢棣英还多次吃“闭门羹”,“我就不厌其烦地去,他们不开门我就等到开门。”避免提及不堪回首的往事触及水上居民内心的伤疤,她只能想方设法在闲聊中“套话”。

据谢棣英介绍,因为曾经被歧视的记忆实在是太深痛,水上居民对过去的一切只字不提。谢棣英根据与水上居民的对话,再结合他们自身的阅历和说话语调,把咸水歌还原,再亲自在他们面前唱“啊妹呢~”“食饭呢~”以拉近双方距离,并从此唤起那一段生活的灰色主调中,稍带诗意的小插曲,“就这样,慢慢地就冲淡了他们那种根深蒂固(拒绝回望历史)的思维方式。”谢棣英几十年不间断地坚持每周到中小学校去教授咸水歌,并与业余音乐人刘学东合作,她牵头撰写歌词,刘学东负责记录曲谱和谱曲,两人共同将这一首首为人动容的咸水歌传唱下去。

跟谢棣英一样,文菲菲的祖辈也不是水上居民。她却选择投身于保护水上居民文化的工作。“我现在是半个新湾人了,看着这里的老渔民逐渐老去,几乎没有年轻人继续打渔,感到非常着急。我们的疍民文化保育工作要更急迫地进行了。”

新湾疍家文化展示馆位于东莞市虎门镇新湾社区居委会的二楼,占地面积约两百平方米,属于新湾疍家文化保育项目中的一项成果。里面共有两个展馆,一是历史传承展馆,陈列着图文和上百件疍家古物;二是文化体验馆,摆放着桌椅与投影仪、船模等。李婆婆捐赠了水上居民传统服饰——灰色的大襟衫和黑色的大浪裤。大襟衫袖口阔大,大浪裤裤脚宽短,古朴、简单,方便水上作业。桂叔捐赠的由他亲手制作的崭新船模:古老的抛鱼艇、围网船、虾艇、横缯、现代抛鱼艇,惟妙惟肖,时间仿佛回到了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柏叔捐赠的船舵、在时光的侵蚀下日益泛白的木刨、瓶身贴有大红“双喜”字的黛青色煤油灯……在白炽灯的照耀下,每一件物品都在无声的诉说的自己的故事。

“一开始渔民不了解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大乐意参与休渔期的活动,但是随着工作的展开,他们意识到疍家文化保护的必要性,都积极主动地帮助我们开展工作。”文菲菲介绍。目前,新湾疍家文化保育小组已经成功地在休渔期开展了七届渔民文化节,明信片、老渔民人物故事集等文创产品也陆陆续续的出品。

初冬正午的阳光温柔,一视同仁地把温暖撒在大地上。路上行人稀少,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吠,渔户出外打渔尚未返程,新湾社区比普通的村庄更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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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物品仿佛都在诉说自己的故事 图为存于新湾疍家文化展示馆的老照片 梁转仪/摄)

在2017年初春,三水大塘圩的陈伯在儿子的陪伴下出游汕头。当地美味的牛肉火锅让他难以忘怀。陈伯盘坐在小艇上,念念叨叨计算着要是用自家的小艇作交通工具,得多久才能到汕头。“一天最远只能到黄埔港。”陈伯托着脑袋,“再运转至香港,一直沿着海岸边走。”思索良久,他皱着眉得出了结论,“可得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谁用你的小艇,当然是坐大客船。”陈婆婆笑着说。

谁还用小艇呢?“民国年间,当时珠江上,东起猎德涌,西至白鹅潭,大约有三万多艘小艇。”(伍锐麟《疍民的研究》)盛景不再,珠江两岸早已难寻其踪迹。北江边上,零零碎碎的小木艇,剩下一班年华垂暮的老人作最后的驻守。

咸水歌、水上婚礼等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化作这个族群文化的辉煌印记。曾经生活凄苦、饱受欺凌、低人一等的“疍家人”,仅留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受人缅怀。

千年百年过去了,沧海成了桑田。“天高地大无立足,破棚烂艇难栖身。世上最苦黄连树,人间最苦水上人。”一艘艘疍家艇载着歌谣渐行渐远。

记者:黄晓韵 梁转仪

编辑:黎勇

排版:郭瑞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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