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饥荒的见证人

1958年秋。

山咀村,广东化州市丽岗镇的一条普通村子。

“呜呜呜······”

一阵高高低低的羊号声在田头响起,羊号声一吹响,在田里干活的队员便丢下了手中的锄具,一窝蜂似的跑向村外的公共食堂,一个挨一个排起队来。

只见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大碗,碗边标有他们的名字或记号。队伍很长,集中了附近4条村约1500名村民,4条村合并成了生产队–尖岗大队。

领完饭后,队员便蹲在饭堂前的空地上,围成一圈一圈,吃了起来,白花花的饭堆出了碗面。村民“埋头”就吃,吃完还得下田干活,耽搁不得。

集体进公共食堂不久,粮尽。1959-1961年,就连雨水充沛的南方也遭遇了大饥荒。

在山咀村,这个粤西普通村子里,对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大饥荒是他们不愿意回忆的过去。

由于经历大饥荒的人大部分已近七八旬,他们的记忆已变得模糊。从他们的讲述中,大致可拼凑出饥荒的过程: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不管是否情愿,农民的土地和家中的余粮都变成公有。人民公社开办大食堂,村民到大食堂吃大锅饭,粮食吃完了,大锅饭只好停掉。当时全国大炼钢铁,山咀村也不例外,农民被拉到煤矿厂当工人,土地撂荒,没有粮食,村民只能靠芋头、野菜等充饥。直到1962年,情况才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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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咀村的样貌,新旧房子间杂。 李金娟/摄)

吴琼英:跨过大跃进 跌进大饥荒

2015年冬月下旬,南方特有的冷雨连下了好几日,整个村子笼罩着青蓝色的雾气。

雨点淅沥打在错落无序的屋顶上,残剩的黄墙红瓦泥砖房间杂在新房子间,墙上的泥已掉在墙根上,失去砖红色的瓦也铺上了一层墨绿色的苔藓。

二十年前,吴琼英还住在这样的黄土房里,如今已随儿子住到了平房,带着5个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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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琼英在准备早饭。李金娟/摄)

吴琼英生于1935年,七岁被卖到白木根村给地主当婢女,日子过得清苦。

解放后嫁到山咀村,因夫家是贫雇农,租土地耕种,日子过得紧巴但有盼头。好不容易熬到了土改,分了田地,正要过上几天好日子,没想到开始了农业集体化。

1958年,全国“大跃进”,这个贫瘠的地方也兴起了挖煤砍柴炼钢。在离村五六十公里的地方成立了煤矿厂。因为还没生孩子,吴琼英和村里的张贵珍被征去干活。

煤矿厂不够2个月就散伙了,吴琼英便回了家。那时她肚子里已怀了孩子。回到家里后,吴琼英的生活并不好过,公共食堂在59年已经支持不下去了,很多人没有东西吃,身体出现了水肿。

当时,吴琼英怀着第一个孩子时,身体肿了近五个月。为了吃口饱饭,临盆前一个月,她还去担石头塞坝。那时她挺着大肚子,一干就是一整天。这样的工程一般不给工资,但是管饭,工作一天她能吃到7两米饭和一小条姜丝豆豉鲮鱼。

但是让吴琼英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生产队会计知道她大着肚子去修坝,叫人把她换了回来。生完孩子坐月子,她每天只能吃到一两块芋头,吃不饱,饿到手脚发肿。孩子哭,吴琼英跟着哭。等到身体稍微消了肿,她腿上的皮就一块块地脱了,她用手像剥芋头皮一样把这些皮剥掉。

因缺乏营养,吴琼英常月经不调,直到1963年,她才生第二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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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张贵珍,右为吴琼英。李金娟/摄)

李家汉:饥饿难挨 偷粮度日

李家汉早早开了麻将室的门,坐在门前等待打麻将的人到来。只见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长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深灰色的帽子,银白色的胡子和头发特打眼。

“那时候(1958年)浮夸风盛行,等稻谷快熟的时候,就把三四块田的谷合并到一块田上,说是这块田的亩产有这么多。那时亩产1000斤都难,可是很多队长却报了亩产10000斤的产量。”李家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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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汉坐在开了近10年的麻将馆里。李金娟/摄)

产量虚报上去后,领导误以为粮食吃不完了,便开始实行公共食堂制,从农民家里搜来余粮,几条村子的人合起来一起开饭。

然而,公共食堂的大吃大喝过后,接踵而来的是饥饿与水肿。

那时他29岁,因受过教育,当上了生产大队的干部,管食堂粮食和大队的出纳。粮食的不断减少让他开始焦虑起来,但是他也难以向队员们解释为什么缺粮。

粮食产量那么高,但居然还饿到水肿的情况,让上级领导怀疑是个别干部或者队员偷偷把粮食藏起来了于是开始了反瞒产私分运动。李家汉回忆道,反瞒产运动主要在干部间进行,运动开始时批斗得很厉害,几乎每天深夜都召集生产队干部去开会。

“那时候没有粮食,很多干部受不了审问,就吊颈死了”。李家汉回忆说。

当很多人都水肿的时候,李家汉却没有饿肚子。说起这件事,老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说不出是愧疚还是无奈。

当时上级工作组到生产队驻队检查监督工作,饿得发昏,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偷偷找公粮煮着吃。李家汉同他们一起办公,自然也脱不了他的,肚子沾了光。

李如盛:不能说饿死人 只能说病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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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李如盛,右为曾秀英。李金娟/摄)

1958年,李如盛在生产队当起了赤脚医生,和夫人曾秀英在食堂分发猪糠粥。粥里放了猪糠,白豆,青矾,一煮就一大锅,黑黑的,要吃的人拿着盅排队领,一人一勺。为了避免饿死人,生产队在食堂支起了猪糠粥,给村民消肿。

每天猪糠粥限额,李如盛按村民的额头,如果陷下去的肉能弹起来,就让他们回家,等到水肿更严重时再过来领粥。

尽管支起了猪糠粥,水肿依然伴随着难耐的疼痛。曾秀英那年才22岁,当时她的四肢都肿了,为了止痛,她紧咬牙关,把烧着的艾草直接烫到了腿上。如今她的大腿留下了一片片红白红白的疤痕,褪不掉,消不了,像是给曾秀英留下了一个艰难活着的证据。

回村前,李如盛在市保健院做过医生,每天有很多将死的人来医治,但是不治而死。“那时候不能说饿死人,只能说病死人。”老医生说,营养不良的人,身体里的蛋白质容易处于缺乏状态,由于身体需消耗,会动用肝脏里有限的蛋白质,如果长久处于饥饿的状态,肝功能就会受损,严重会毙命。

他知道,粮食是最好的药。

村里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很多病是饥饿所致,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对外说。

李如盛选择了沉默,为了自己,也为了家庭。

周玉芳:缺粮 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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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头银发的周玉芳信佛,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到庙里上香。李金娟/摄)

周玉芳今年83岁,腰弯的厉害,拐杖成了她身体的支撑。

1958年,周玉芳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生产队分了一点米,她吃了几顿饱饭。那时很多人家都赶在粮食被充公前赶紧煮个饱饭吃,他们家也不例外。然而到了1959年,粮食越来越少,饥饿成了家常便饭。

周玉芳在1960年又怀了孩子,因为之前生了两个女孩,没有生儿子,丈夫又是家中的单兄独弟,她担心如果又是个女儿,家婆会给脸色看。

那一天早上,她的家婆骂她,“你干活是为了养我吗?你床前有两双木屐,你日夜干都不够你们吃!”

晚上,她生了,偏偏又是个女孩,饥饿的家庭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于是趁没有人,她提了一桶水回来淹死了刚出生的女儿。”周玉芳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泪哗啦啦地流,她两手搭在拐杖上,把脸别了过去,用手背着擦眼泪。

1962年,大饥荒接近尾声。然而,在周玉芳的记忆中,村子里经常一片死寂,没有鸡犬相闻,更别说人声鼎沸。大家都饿到水肿,都不出来走动了。她在这一年终于生了唯一的儿子,在一整年时间里,她没吃过一块肉。

在老人的回忆中,饥饿似乎成了他们这一辈的一种集体记忆,这场饥馑似乎不止于1961年,而是延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而三年大饥荒无疑将这种饿到心慌的状态扩大到最大。

村子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灾难后,终究还是找到了它的发展轨道。生息在这里的人们也一样,他们总会找到活下去的方式,在他们的信念中,咬着牙,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记者:李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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