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洋到汕头——归侨一家的半个世纪

静静的墓地,小提琴声悠扬地响起,音乐教师陈邦进缓缓拉着马思聪的《思乡曲》。他身旁的一座墓碑上刻着“仪科陈公”。这是陈邦进父亲陈仪科(1923~1988)的墓地,位于面向大海的礐石山上,陈邦进说,那是父亲来时的路。

陈邦进说,父亲的一生,可以用两首小提琴曲来形容,前半生是马思聪的《思乡曲》,后半生是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两首小提琴曲,都是父亲生前最爱听的乐曲。

 

命运安排 人生多变

 

陈仪科出生在印尼,祖籍潮州东凤,父亲陈逢合在印尼廖内群岛经营橡胶园和杂货店,育有六子四女,陈仪科排行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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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科 陈邦庆供图)

作为家里的三少爷,陈仪科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将来继承家业,但他却选择当一名小学老师。

1948年初,陈仪科前往新加坡的中华艺术专科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由著名音乐前辈赵沨创办。在赵沨的影响下,陈仪科从南洋回到中国参加革命。从此,他的命运彻底改变,有生之年再未回过他的出生地印尼。

作为爱国进步青年,陈仪科参加了第一届中央进步青年干部培训班(即中央马列大学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陈仪科被指定为“南下干部”,从北京派到广东海陆丰。

本以为可以在革命队伍里奋斗一番,但是,人生并没有按照陈仪科的意愿进行。由于过去的历史无人证明,陈仪科被怀疑为国际间谍,他不堪重负,大病一场,迫不得已,被调离革命队伍,遣回原籍务农。

对于从小生活在富庶之家、从未做过粗活的陈仪科来说,务农生活艰辛,日子难熬,直到罗兰珍的出现……

罗兰珍也是归国华侨,1936年出生于印尼,比陈仪科小13岁。1954年,父亲要求18岁的她和弟弟罗礼祥回中国读书,到家乡大埔县高陂镇参加新中国建设。

罗兰珍性格活泼,能歌善舞,还能表演话剧。虽然在印尼有免费升学的机会,但她和弟弟还是选择离开,像那个时候东南亚的很多华侨青年一样,撕毁了在印尼的出生证明,坐了七天七夜的客轮,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罗兰珍和弟弟经熟人介绍来到汕头的华侨补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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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珍在印尼的学校演出 陈邦庆供图)

姐弟俩在汕头举目无亲,生活艰苦,这时候,他们想起同样从南洋回国的陈仪科。陈家和罗家在印尼有生意上的往来,因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兰珍便带着弟弟找到了陈仪科。

正是这一找,找来了一段姻缘。

“他(陈仪科)当时生活真的很艰苦。我们去的时候,他要请我们吃米糕,连糖都没有,得去和隔壁的人家借。”罗兰珍回忆道。

彼此认识,又同为归侨,罗兰珍时不时带着弟弟去看望陈仪科。罗兰珍说:“他在潮州务农太艰辛了,我请人帮忙写一封信寄给他国外的哥哥,告诉他仪科的情况。他哥哥知道后,每个月会寄72元人民币回来给他用,不过他一直没舍得用。”

活泼开朗的罗兰珍,遇到了勤俭朴实的陈仪科,两个无依无靠的归国侨生,相互照应、相互倾心,1955年国庆期间,他们俩结婚了。

婚后,陈仪科跟着罗兰珍来到汕头定居。因担心坐吃山空,想着要自力更生,夫妇俩就开始寻找工作。罗兰珍找到一份在工厂里做尼龙线(用于做渔网的线)的活。“我一直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华侨找工作比较难,我一直都是临时工,一天工资8毛钱。”罗兰珍说。因为罗兰珍有着华侨背景,做工时被人叫做“阿番”(番:方言,番客可用于指代华人华侨)。“有一些工人看我长得像富家小姐,(皮肤)白白的,就故意欺负我,叫我去搬运整箱尼龙绳,一整箱很重,搬起来很痛苦。但我不肯被人看轻,我的个性很强。”为了不被人看轻,罗兰珍想了个办法,将一箱尼龙绳拆开,分开搬,再合起来。“她们不能看轻我,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就这样,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罗兰珍才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

陈仪科也谋到一份工作。虽读过书,但在那个年代,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身价,到最底层的砂土石供应处工作,帮着登记货物。虽然工作普通,但能够挣得一份薪水,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陈仪科还在单位教人唱歌,文革期间,还教工人们学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作为单位的工作积极分子、劳动模范,陈仪科这一干,就干了一辈子,直到退休。

虽然从事的工作离陈仪科当初回国时的理想相距甚远,但命运至此,他从不抱怨,在平凡的工作中,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

在妻子的眼里,陈仪科是个很“革命”的人。“临终时,最难受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要去了,吩咐我一定要让孩子为人民服务。”罗兰珍感慨到。“他对家庭很好,对孩子们非常严格。他经常和我说,孩子要读书,让他们有文化,才能为社会服务。可惜,他的命不长,死的时候六十七岁。他从没有和我吵过架,没有说过我。只是有时会批评我有点‘印尼派’(指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说我想穿得漂亮。”

丈夫走了,能歌善舞的罗兰珍,跳舞再也不跳女方了,因为,对面男伴的位置,永远只属于陈仪科一个人。每每回忆起过往的那些人那些事,罗兰珍都禁不住一阵感慨……

 

艰苦岁月 琴声悠扬

 

陈仪科和罗兰珍育有三子一女,夫妇俩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陈仪科曾告诉四个孩子,要学会生存,必须学会一门技术。他结合孩子们的兴趣,安排四个孩子每人学一种技艺。大女儿陈文玲学外语,大儿子陈邦庆学手风琴,二儿子陈邦干学画画,最小的儿子陈邦进则学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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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节,陈仪科一家到摄像馆拍了大合照 陈邦庆供图)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每天晚上,家里的阳台上总会传出美妙的歌声和一家人的欢声笑语。“父亲唱男中音,大舅拉手风琴。那个时候,我们会唱各种类型的歌,像《河里青蛙》、《梭罗河》这些印尼歌曲,也会唱今天被人们称作‘红歌’的歌曲。”陈邦庆说。许多年后,陈邦庆的朋友说,他们从小的音乐启蒙教育,就是从陈邦庆家阳台上飘出的一曲曲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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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陈邦庆四兄弟姐妹在家里的阳台上合影 陈邦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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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庆四兄弟姐妹重聚 黄晴/摄)

在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下,四兄弟姐妹都热爱乐。而大儿子陈邦庆从十几岁就开始拉手风琴,痴迷音乐。陈邦庆的第一台手风琴,是舅舅罗礼祥从南洋带回来的意大利红色手风琴。虽是女式,但陈邦庆还是爱不释手。高中,他就进入四中宣传队,进行手风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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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庆的第一台索布拉尼牌手风琴 黄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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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月大的陈邦庆,还没有手风琴大,家里人为他和手风琴拍了张合影 陈邦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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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陈邦庆 陈邦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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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陈邦庆还是对手风琴情有独钟 黄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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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队外出演出,陈邦庆在队伍里拉手风琴伴奏 陈邦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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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四中文宣队合影,后排右起第四位为陈邦庆 陈邦庆供图)

1980年,陈邦庆结束了下乡生活,开始尝试做各种生意,还借着汕头经济特区的东风办起了公司。然而,这一切都失败了。现在,陈邦庆重新回归音乐之路,办起琴室,教孩子们钢琴和手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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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庆参加首轮承包经营签字仪式 陈邦进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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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庆在签约仪式现场 陈邦进供图)

相比家里的其他小孩,陈邦进算是非常幸运。1977年,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他成为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现在则是高校的音乐教师。

受华侨背景和家庭音乐氛围的影响,陈家第三代人大多从事音乐的工作,而现在,陈家第四代也都上了大学,受到良好教育,其中两个赴美留学,并留在美国工作,而其他几个留在国内。

一百多年前,祖辈选择出国谋生,摆脱贫困;新中国成立,定居海外的第二代华侨选择回国,投身国家建设,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坚强乐观;第三代亲历改革开放,尝试用各种方式改变命运;而第四代,受过良好教育,有了更多自己作主、选择命运的机会。

归侨一家几代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归侨一家的半个多世纪,就好似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程,曲曲折折,但始终一路向前。

 

记者:黄晴 邱晓桐 蒋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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