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潮汕姿娘,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要什么?

一直一来,对于潮汕妇女,人们有着刻板的印象:你可以说她们温柔体贴,孝顺懂事,是极伟大的贤妻良母;你也可以说她们蒙昧愚钝,只有家庭没有自我,没有追求,好比一颗没有光芒渐渐腐朽的死鱼眼珠子。

为了解这种刻板的形象在新一代潮汕女性,尤其是80后身上是否有改变,笔者在汕头潮南地区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与60后、70后相比,80后潮汕女性顺从传统也好,她们反抗传统也好,多数人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考,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80后潮汕妇女生活在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她们有着自己或幸福或无奈的故事。通过记录这些故事,笔者探讨了潮汕人关于生育与妇女地位的观念在新时代的演变。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书斋,书斋门,未曾开。阿仔拼爱食油堆,油堆未曾熟,阿仔拼爱食猪肉…..阿仔哭了白白歇,白白歇。”一大清早,趁着冬日的阳光大好,李大爷又背着孙子,唱着歌谣逗着他玩。李大娘和大着肚子的媳妇跪在神明前,嘴里在嘟喃着些什么。大娘在神炉里抓了一把香炉灰往媳妇的肚子上抹一抹,说:“添丁发财”。媳妇用手小心翼翼接住掉下来的香火。在一旁陪伴着的小姑,拿着手机刷朋友圈,叹了一口气。

假设你生活在一条家家户户都有十几个人的巷子里,此起彼伏的孩子哭声打闹声,每天都还有孩子在出生,仿佛就是个婴儿国,也许你会瞠目结舌,想赶紧找个安静的洞穴把自己藏起来。然而,这在潮南区的农村里,却是最平常不过的小巷风光。少不了的就是来来往往提着贡品的潮汕妇女,庙宇里最热销的是送子符,一道画着谁也看不懂的符号的符纸,却被视作珍宝。

假如说改革开放之风让开放的思潮遍布了大江南北,那么潮南就象是大江南北中一些不能被触及的缝隙一样,“养儿防老”的求子心态依旧根深蒂固,潮汕女性的社会地位依旧处于被压制状态。

沐浴着改革之风长大的80后潮汕女性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她们就象是站在潮汕封建的尽头,却又没有赶上完全开放的思潮一样,尴尬纠结的位置似乎让她们在这个关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有的人顺其自然,没有一丝顾虑地走着老一辈走过的路;有的人眉头紧锁,内心似乎挣扎了很久,却也将脚步挪到了那条旧路;还有的人洒脱不羁,她们跟传统划清界限,义无反顾地走上另一条路,即使同行的人甚少,却也不曾退缩。

 

母凭子贵,上一代的谆谆教诲

59岁的郭大婶边折着当地拜神用的纸银,边说着她的经历。郭大婶只有一个儿子,在当地,这种情况叫做“单丁仔”。郭大婶说:“‘单丁仔’是很可怜的,在家遭各种冷眼就算了,出门还会被嘲笑。”

郭大婶出生在60年代的农村,在“人多力量大”的号召下,每家每户都有很多孩子。郭大婶的丈夫排行老三,老三上面有2个哥哥,所以当她嫁到这个家时,家里已经有2个嫂嫂。她们都生了2个儿子。头两胎都是女儿的郭大婶,不仅被两个嫂嫂的冷嘲热讽,还遭到公婆的冷眼。当第三胎生了儿子时,她天真地以为终于可以“交差”了,但是公婆却跟她说一个儿子是绝对不够的。

“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感受么,一家人都坐下去吃饭,她们故意把2个儿子都叫到跟前说一些类似‘两兄弟好好相处,别人还没有兄弟呢’的话。”说到这一点,郭大婶颇为激动, “撕拉”一声撕破了手上的银纸。

虽然屈辱,但这样的遭遇在她看来似乎理所当然。再生了两胎后,郭大婶终于再得一子,摆脱了“单丁仔”的噩梦。

类似的经历,大部分的潮汕农村60后妇女都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她们深深地意识到儿子在农村的重要性是不可代替的。生不出儿子被视为一个女人莫大的遗憾甚至耻辱。

在这个科学知识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的时代,她们也曾听过一些只言片语的科学道理,也听闻过生儿生女其实最大的决定因素在于男子。她们不懂“x”“y”性染色体是什么,也不懂受精卵形成的概念。不甚知新则固守其旧,因此传统但不科学的观念通过一代一代的“谆谆教诲”流传至今,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母凭子贵,而生男生女取决于女性的能力。

 

没有一丝顾虑,没有一丝防备

就象是孩子从没想过为什么自己要从幼儿园开始读书然后经历小学,初中,高中才能到大学一样,翁洁丽从来也没想过“为什么要生2个儿子”“为什么家务事就都该是女生包揽”这样的问题。

翁今年28岁,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她是最大的孩子,从13岁便开始打工帮补家用,而在这个纺织厂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了。24岁那一年家里安排相亲,双方相处了一周多就结婚了。紧接着便生了孩子,生了一个儿子后,她现在满心期待能再生一个儿子。

“我觉得生多几个孩子很好啊,财丁兴旺嘛 。你看我有6个兄弟姐妹也没见着饿死了哪个呀。多生一个儿子,在我婆婆面前也比我小叔的老婆高一等呀。”对于生孩子,她有不小的热忱。而说到家务事,她倒是很惊讶有些男生回家会做家务,在她看来,这都是女孩子的活。

这种顺其自然的接受倒也让她少了很多烦恼,总能处于岁月静好的满足感。而对一些人来说,但凡有了一点顾虑或异于传统的想法,就会在心里纠结千百回,可由于种种原因,终于也还是会无奈地妥协。

 

你需要在这个社会舆论中生存下去

周少华是汕头潮南区的一名高中老师。按规定老师只能生一个,但在潮汕农村地区,老师设法逃过政策审查生两胎是公开的秘密。敢于违规不是因为他们足够勇敢,而是因为他们足够害怕当地舆论的压力。在当地,一个女人若生不出儿子,就会被说闲话,这种闲话虽不致死,但对女人来说,每个嘲笑的语句就象是一把把刺入身体的刀,刀刀不中要害,却万分折磨。

周少华说:“首先,你要能生存下去。”在这种社会舆论中生存下去。

和当地很多老师一样,周少华有一儿一女。她的公婆爱在她的小女儿面前叨念:“假如这是个儿子,就好了”。让她觉得可怕的是:被这么叨念久了,自己竟接受了公婆的心理暗示,萌生相同的想法。如果不是因为职业的限制,她可能会在公婆的要求下再生一个男孩。

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暗示是人类最简单、最典型的条件反射。这种心理暗示影响的不止周少华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潮汕妇女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在父母亲人的暗示下,完美“继承”了一定要生男孩的观念。

对于潮汕农村的“打工妹”而言,生儿子更是一种无需说明的义务。没有职业的限制,受教育程度较低,交友圈小,思考的事情少……在她们看来:嫁到了夫家,就该心知肚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陈钦燕是一名打工妹,从16岁开始在服装厂打工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服装厂里漫天飞的棉絮,染布散发出来的呛鼻的味道成功地加速了皱纹、色斑在她脸上出现的速度,更让毛孔粗糙得好像丧失了收缩的功能,让陈钦燕看起来就象是30多岁的妇人。她每天在工厂里踩着缝衣机,下班后,还要忙着接儿子放学,回家煮饭。

儿子是她最重要的宝贝。“生儿子”对她来讲是一个不容思考的问题,“大家都是这样子,一定生到儿子啊,你跟人不一样,会被笑的。我不要被笑”。

她说她也曾想过就生一个孩子就好,但她自认自己承受不了周遭异样的眼光。她的朋友小芳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小芳生了五个女儿,就是没把儿子生出来,每天都在家里偷偷哭,出门就被邻居笑。说起她,陈钦燕叹了一口气,感慨道:“很惨的。”

 

被赋予的责任那么大,想得到些什么却都是奢求

在潮汕农村地区,女性不单在生育上没有发言权,在受教育的问题上,她们同样要理所当然地把机会让给自己的哥哥、弟弟。

钟映丽也是当地典型的“打工妹”,她父母生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小时候钟映丽是个读书的好料,初中时期文笔尤为出彩。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在中考前,父亲却给她开这样的条件:除非考得上潮南区最好的高中,否则就不要再读了。

想到这件事,钟重重踩了一下电平车的脚踏板,又叹了一口气:“其实,他不过是没把话说明白而已。可是也能理解,我总不能让父母借钱让我读吧。孩子太多了。要是我是个男的,我就能读了。”

她也曾想象过假如自己能成功读完高中,再升大学,她会做些什么,她又会成为怎样的她。她说也许在大学,她会谈一场恋爱,跟一个思想上有共同追求的人一起追梦想必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她会在大学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会争取出国看更广阔的世界。那么,即使没能有多大成就,至少她在精神上是富裕的。至今钟依旧没有男朋友,她觉得她的这些想法没有人能理解,不现实的想法。

钟映丽的故事,完美地印证了《中国教育报》最近的一份报导:在中国农村,女童的入学机会依然和男童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初中和高中的入学机会上。此外,在中途辍学的学生中,女童所占的比例也要高于男童。

重男轻女的观念不仅仅体现在女孩受教育权利的剥夺,更渗透在生活中对女孩理所当然的苛待。

27岁的陈当红是当地一名小学老师,她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说到重男轻女这一点,她回忆道,小时候和哥哥与奶奶一起住,奶奶每天会给两人准备早餐,令她记忆犹新的一幕是:自己面前是一碗稀饭,而哥哥面前是一碗干饭,而且碗里的饭多得“鼓起了一个弧度”;桌子上有很香的橄榄菜,她想吃,但奶奶阻止她说:“这个你不可以吃,是给哥哥吃的。”

在生活中对男孩表现出明显偏宠的往往不是男性,而是老一辈的妇女。陈当红的同事张如贤说,小时候有一次因为母亲有事外出,就把她抱去奶奶那里;奶奶当时正在看护着如贤的堂哥,一脸嫌弃地对如贤的母亲说:“哎,哥哥还没有睡觉,等哥哥睡觉了,你再抱过来吧!”

面对这些差别对待,女人们又何不曾产生过怨念,但她们一来没有发声的资本,二来也需要一种社会认同感让她们生活得心安。

 

忍受、麻痹、顺从,以获取他人的认同

在潮汕的农村,女性似乎处于一种被压抑的地位,但她们并没有勇气或实力离开这个地方。

今年28岁的薛晓璇是当地的一名高中老师,她认为:“其实就算走出去,自卑的心理也会让大家却步。而且,也放不下家。”她的一个朋友毕业后回到了农村一年,总是被催婚,因为接受不了当地的观念就去广州工作了。出去了五年,工作不稳定了又回来农村教书,而且29岁了还没结婚

“折腾完,还不是回来了?还落得一身闲言闲语。何必呢?”薛晓璇喝着茶,沉默了一会,又说“还是回来安安稳稳好吧。毕竟家也在这边。”

受高等教育后回到农村教书的人,在潮汕不算少数,因为在农村可以求得安稳和家庭,他们不愿意冒险到大城市。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厂女工甚至认为自己连去大城市发展的资本也没有,此外还有家庭需要自己照顾,就渐渐淡忘了自己的梦想了。

不同的原因将她们留在了农村里,用她们的话来讲,“生活在农村,就得按照农村的规矩来生活。提高女性位置是有可能的,但绝对是很慢很慢的。在改变之前,就只能顺应社会的要求。

被社会舆论裹挟,久而久之被洗脑,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未曾去思考自己的需要,跟着传统走的80后女性,或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或者是一种内化的传统意识,或者是自求安稳的选择,都顺从了潮汕传统。但至少,她们走在一条被当地多数人认可的道路上。这种社会认同提高了她们的尊严,例如哪个女人能够一索得男的话,便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在公婆面前说话也会有底气一点。

不能实现的梦想,久而久之也就不愿意再去想。苛求的责任太多,给予的尊重太少,她们的渴望就象是在喧嚣的人群中歇斯底地的嘶吼却无人知晓一样。

 

被一巴掌打碎的憧憬 从顺从走向反抗

“他一掌打在我的脸,用拳头锤打我的胸口,打得都淤青了,”李少凤回忆道。

李少凤曾经是众多顺从潮汕传统的妇女之一,但如今却是毅然决然走在反传统的路上。25岁那年,她在父母的催促之下接受了家里安排的相亲。12天后,她和第一任丈夫举行了婚礼。她说:“那时,我憧憬过自己的婚姻生活。”按照潮汕传统的理念,婚后她会为她的夫家生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服侍公婆,为家庭奉献自己,过着平凡而美满的生活。

她的丈夫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嫂嫂,由于她刚嫁过去的时候嫂嫂怀着孕,于是在夫家,她需要每天5、6点起床,打扫院子、煮全家8口人的稀饭、洗刷茶具和前一晚家人吃夜宵时用过的碗筷。晚上下班后,她还要在池子边蹲上一个多小时,把全家人的衣服洗干净。

在她婆婆的眼里,媳妇就是要完全服从公婆、丈夫,附属于家庭。在夫家,她的大嫂跟她一样“享受”着这样的待遇。因为产检时知道了胎儿是女的,她的大嫂怀胎8月仍要做一样多的家务。

“当我把这些遭遇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只告诉我要忍耐、要刻苦。”李少凤说,语气里透露着酸涩。尽管有怨言和失落,她还是回到了那个家,完成着一个潮汕媳妇应该做的事。

在广东地区,温柔贤淑,吃苦耐劳,是潮汕女性给人最大的印象。自古以来,潮汕的海上文化发达,人们的劳动主要在海上进行。海上劳动强度大,女人在海上生活有很多不便。于是慢慢演变“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劳动;女人则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李少凤本来从来没有质疑过这种传统。然而,和婆婆、丈夫之间的矛盾却让她从此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一天,婆婆要求她把嫁妆从银行取出来,交给婆婆保管。李少凤的拒绝换来丈夫的拳脚相向。当她伤心地坐在房间里哭泣时,丈夫在客厅看电视,家里没有一个人给她任何安慰。

“曾经我也是有过憧憬的,但是第一次的婚姻真的把我粉碎了。”被打那晚,李少凤从那个家里逃了出来回到了娘家,再也没有回去过。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在潮汕家庭中根深蒂固,潮汕母亲总是教女儿在夫家要隐忍,顾全大局。李少凤的“出逃”可谓是左邻右里眼中的“离经叛道”。

经历过失败的潮汕传统婚姻使李少凤开始思考潮汕传统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她说:“我很反对潮汕那种妇女从属家庭、把妇女当作生育工具的观念。”

现在她和第二任丈夫,一个来自广西、为人勤快男人,组建了新的家庭。婚后两人生了一个女儿。李少凤说,父母其实不想她找外地的男人,但因为第一次婚姻的失败,父母也不想再逼她。

因为要照顾女儿,李少凤辞掉了工作,但她打算等明年孩子上幼儿园后就重新工作,一来减轻家庭的负担,二来让自己经济独立。她强调:“我不会把我赚到的钱都给家庭的,我会存一部分下来,将来跟自己的朋友做生意。”

 

不愿接受盲婚哑嫁

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80后女性对传统的反抗则更为强烈。

“他们觉得读书就是为了懂事,懂事就是听他们过来人的经验。那让我读那么多干嘛呢?”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31岁的汕头人李安娜忿忿地说。

李安娜的父母认为“读书能出人头地”,因此在她三四岁时,妈妈就教她读书写字。但她慢慢地了解到:“在传统眼光中的女孩子出人头地,其实是好好读书,读完大学毕业找个稳定的老实的本分的人结婚。趁父母还能帮我带小孩,生个孙子给他们带。”

现在仍然单身的李安娜在婚恋问题上经常和妈妈吵架。她妈妈希望她尽快找个人嫁了,而她却坚持要等到心目中的理想男人。她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所以对于男人,那是绝不能随便的。”

然而,父母却并不理解李安娜的想法和行为。每当她拒绝去相亲,妈妈就会说,女儿读那么多书没人性,不懂事。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妈妈甚至打电话让她的老板游说她去相亲。

李安娜说:“我要找到我理想的男人:体面,对生活有追求,有点小爱好小梦想。如果遇不上就算了。如果遇上了,我是会主动的。”她认为,冲突存在于老一辈用他们的观念去对待新一辈,而新一辈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做自己。“这种冲突无法互相说服。”李安娜略带失望地说。

受学生时代所接受的思想教育以及朋友圈子的影响,自由恋爱、平等交往是不少80后潮汕女性的追求。“不是说多读了几年书就思想开放了,只是读书时候接受的教育和身边的人带来的影响是很长久的。”

 

反思大男人主义 争取“平等话语权”

在婚姻的问题上,80后潮汕女性除了要和自己的父母对抗外,在婚后还要努力地扭转丈夫从小养成的大男人主义。

在潮汕,男人在家庭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事情都是男人说了算。施旸在其论文《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女性发展研究》中指出,潮汕地区盛行大男人主义,不仅是因为继承了对夫本位家庭制和男权主义社会体制的传统,还因为潮汕地区的渔业经济,使体力较弱的女性无法经济独立,男人是家庭的唯一支柱。

“潮汕的大男子主义是渗透到每一个生活细节中去的。”27岁的陈当红说。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体贴母亲,不做家务。母亲最初还会反抗、发牢骚,但并没有改善什么,她也只能开始选择顺从父亲,每天早上甚至帮丈夫挤好牙膏,拿好毛巾。

在潮汕地区,从一个男孩呱呱坠地那一刻,就被赋予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使命。他们从小就备受关注和呵护。在一个传统家庭里面,男性是顶梁柱,因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男性说了算,倘若男性听从或者照顾妻子就会被称为“小男人”。

感受着父亲的“超级大男子主义”,陈当红从小就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以后的婚姻会和父母的一样。两年前刚结婚的时候,陈当红就感觉丈夫有点大男人主义。她回忆道,有一次,他们外出旅游,丈夫突然说没心情了,要回家。不顾她的反对,丈夫板着脸就回去了。不过,经过两年的磨合,丈夫逐渐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尊重妻子的感受,还会在父母不在时多帮陈当红做家务。

与老一辈女性把时间花费在田地和家庭里不同,80后潮汕女性大多有着自己工作。读书的经历和独立的工作,让她们自身有所追求,也更积极地争取着家中“平等话语权”。

潮南一所中学的老师吴江妹说,她的丈夫原本也是一个有着大男人主义的人,认为像晾衣服、洗碗、带孩子这样的事情全然是女性的工作。她和丈夫多次就家务分工谈过,丈夫也从最初的不情愿,到如今的理解。现在她的丈夫不仅会给小孩洗澡,也偶尔会帮她做饭。

并不是所有80后的潮汕男人都愿意承担他们从小就认为该由女性完成的家务活,但他们的伴侣,已经和上一代忍气吞声的女性不一样了。 李安娜说,80后潮汕女性发声的勇气,来自于独立的经济来源和对自己生活理性的思考。

 

多子不一定多福 女儿也是宝贝

在潮汕地区,作为生育主体之一的女性,很少在生育问题上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更不用说是决定权。然而,如今的80后女性在争取着自由恋爱,地位平等的同时,也在生育问题上发声,与丈夫一起向传统的生育观发起了挑战。

林华君1984年出生于潮南农村,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说,父母带大她们五人很累。在现在的社会,生多了就算养得起,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却无法跟上,因此多子不在意味着多福。

过去,很多农村人觉得能生就生,有钱就读书,没钱就不读。如今的新生代更多考虑的是生活的质量和追求。随着生活成本升高,很多人都逐渐认识到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多子多福的观念在慢慢淡化。

林华君说:“我和我老公都很喜欢女儿,觉得女儿更乖更温柔。”尽管她的婆婆一直催着赶紧生一个男孩,但是她和丈夫已经对这样的三人小家庭感到很满意。

无论是在男性还是女性的观念中,“必须要生男孩”的束缚已然慢慢解除。不少家庭认为生男生女是一样好。有的甚至更偏爱女孩。

从小失去母亲的明伟(化名)也更喜欢女儿,他在妻子怀孕的时候,看着妻子的肚子念叨:“是女孩,一定是女孩。”妻子做完B超后,他就问:“被我猜中了没有?”妻子无奈回答:“你这个乌鸦嘴,真是一猜就中。”

第二胎的时候,明伟(化名)又故技重施。妻子不满地向她反驳。他对妻子说:“你的观念真的是太古董了,没男孩也是一样过!”

而做母亲的,也会为女儿的成就觉得骄傲。 1980年出生的小庙(化名)是潮南区一个内衣生产家庭作坊的女老板。小庙的女儿妙娴,今年上初中,她的成绩一直是母亲的骄傲。小庙说:“如果我女儿能给我考个大学生回来,对我来说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跟妙娴相比,小学5年级的儿子不爱读书。小庙说:“去年还考了不及格回来,气死我了!还好女儿读书好!”

在其他家庭中或多或少的重男轻女观念,在他们家却恰恰相反,有点“重女轻男”。在给孩子买手机时,小庙夫妇两人给小儿子买的是国产手机,而在给妙娴选手机是却坚持选进口的,因为两人看来,进口的是最好的。

 

教育之责,任重道远

80后农村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感受着家中浓郁的宗族氛围和老一辈的“以身作则”。然而女性并不是真的只能在家中相夫教子、任劳任怨,改变蕴含在她们不断吸收外界信息,感受农村地区以外的思想、生活的过程中。

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家庭慢慢富裕起来,父母并不需要在送儿子还是女儿上学的问题上作出选择。80后受教育的女性明显增多。而未来,这个趋势将延续。

有研究表明,如果母亲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女孩进入普通高中就读的机会将会显著增加33.4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更多女性不仅能够上学,还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传统的农村大环境依旧存在,人情社会的舆论、父母的期望仍然影响着年轻女性的想法和做法。陈小妍说,自己身边很多同龄的女性朋友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去实践,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到了应该结婚,该稳定的年龄了。

在这种背景下,受教育给女性带来了稳定的工作,有利于打破对女性的束缚。陈小妍说:“我觉得潮汕很多传统的观念在改变,尽管很慢很慢。”

现在80后所做的努力,是在大环境的推动下,用自己的观念慢慢影响老一辈的传统观念,真正解开身边的人重男轻女的传统枷锁。

如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更多地解放女性的劳动力和创造力,发挥她们被压抑的潜力。而教育,是女性自身发展的突破口。

“故治天下之大二本: 曰正人心, 广人才。而二者之本, 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 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梁启超在将近一百年前发出的呐喊仍然在今天仍不过时。

“跟着妈妈读,‘锄禾日当午….’”

李大娘那个大着肚子的媳妇正教着5岁的女儿念古诗。这个5岁的小女孩眨巴眨巴着她的大眼睛,好奇与欢乐洋溢在眉间,“锄~禾~日~当~午……”。

“将来要和小姑姑一样读好多书,好不好呀?”

“好的呀,妈妈~”

奶声奶气的稚嫩的童声在这洒满阳光的午后被传得好远好远。

(记者:李少玉 黎丹琳 何倩倩 刘杏仪 指导老师:杨艾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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