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南瑶族自治县脱贫之路

车子渐渐行进连南地区,高架桥开始多起来了。穿越山岭之间的隧道缓缓地吐出车辆,然后由横亘在山峰间的高架桥承接车流,直通位于粤北山区的连南小城。

连南,被描述为“九山半水半分田”。这“九山”闭塞的状态却给瑶族先民一个天然屏障。在古代战火纷飞的年代,瑶族先民由湘入粤,躲进了山林丛丛的粤北山区,啸聚山林,不缴赋税,于是被当时的官方称为“莫徭”。

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倡导经济走前的时代,相比于广东省南部的平原地区,地势崎岖不平的连南显然错失了许多工业发展的机会。工业化、现代化速度缓慢的连南地区亦因此成为先富起来的广东省的“耻辱”。

一场针对连南的“扶贫歼灭战”由此打响。

 

“汪洋”来了,号角响了

“扶贫歼灭战”的号角在2007年吹响。

彼时,那是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第一次造访连南。那句著名的感言“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便是在连南大古坳村所产生的。这也是几乎所有过来学习扶贫经验的人都必须要到“景点”之一。

沈威是大古坳村的一名大学生村官,他还记得自己见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时候心情“激动且紧张”。沈威说,当时完全不知道汪洋要来,“这么大的官,你怎么会知道他的行程?”。连南县扶贫办的主任黄伙兴也说汪洋来之前从来不跟市里说,不跟县里说,直接到了再打电话。这也让县政府的领导们失去了备警车开道,提前搞卫生迎检查的“机会”。

但是汪洋的悄然到访却给连南、大古坳村带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扶贫。

2007年履新刚刚10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第一次来到连南大古坳村,发现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背后还有这样贫穷的一面。

当时的大古坳村,有的瑶族村民还生活在破败的泥坯房中,部分墙体开裂、倾斜,连家徒四壁的‘四壁’都难以凑齐。

广东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其珠三角城市群经济高度发达,而粤北山区的经济却发展滞后甚至极度贫穷。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2007年,广东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为0.75,比全国0.62的平均水平还高。广东一直致力于打造“幸福广东”,而地处粤北地区,贫穷的连南,显然不符合“幸福广东”的精神。

在连南大古坳村,时任省委书记的汪洋首次提出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政策,明确要求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对连南等地区进行扶贫开发。

 

“汪洋”光芒背后的乡村们

大古坳村是连南海拔最高,最贫困的山村之一。第一次便被汪洋选中的大古坳村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移民扶贫便脱胎换骨。

2012年,汪洋书记正式提出“盖房子、抓票子、强班子”的扶贫硬任务。当地政府并没有纠结于大古坳村原来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直接在山腰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移民新村”。

“移民新村”规划工整。自从大门口式的牌坊进来,两边的楼房是单独一栋栋现代化的房子,脱尽了土里土气的乡村气息,让人仿佛误认为置于于珠三角地区发达城市里的小区。

唐三妹是连南大古坳村的一个瑶族村民。2011年,唐三妹一家四口就从高海拔的大古坳山里搬进了山下的移民新村。唐三妹一家在这里拥有一栋两层80平方米的楼房。房子的一楼,有一个彩电、一套木制的茶几和一个长椅。唐三妹说,这些家具是买房子的时候政府送的。

在移民前,唐三妹住在山上的房子是泥坯房。移民新村修起来的时候,唐三妹一家向亲戚朋友借了3万块,买下了这个房子。她们家是贫困户,所以只用3万块就可以买到,房子的实际造价要8万。据唐三妹说,现在新村里还有十几套房子空着,政府打算卖给非贫困户的,要贵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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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妹和女儿唐二妹

 

 

唐三妹说:“这些房子都是汪洋来了以后建的。”她对住房十分合意,也表示并不怀念山里的房子。汪洋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几次来连南,唐三妹见到过两次,她笑着说“过年的时候,汪洋也来了。他给小孩利是,我大的孩子收了两次,小的孩子收了一次……”

“汪洋故事”和“汪洋奇迹”几乎流传在连南每家每户和各媒体当中。汪洋的“盖房子”战略也在连南不断地开花结果。2009年,投资4亿元的连南瑶族自治县高寒山区资源移民新村首期破土动工。尔后,连南相继建起了墩龙瑶寨、三排镇连水移民新村、和三排镇福彩移民新村等。

 

扶贫新打法:“双到”

连南的扶贫正式开始于2009年,3年一轮,扶贫对象是38个贫困村。2012年连南开始第二轮扶贫,涉及另外27个贫困村。

2009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了《广东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实施意见》。

“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又被称作“双到”扶贫。直白来讲就是一种“一帮一”的对口扶贫,富裕的地区或国企单位等要帮助一个贫穷的连南乡村脱贫。比如大古坳村的帮扶单位是佛山顺德区,盘石村的帮扶单位是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双到”还被扶贫官员们开玩笑地解释为“钱到,人到”。

以大古坳村为例:大古坳村的对口帮扶单位是佛山顺德区。2009年到2012年间,顺德区从区政府财政收入拿出880.8万投入到这个380户人的村子扶贫,加上省、市、县各级财政支持,大古坳村共有1746.5万扶贫资金,这是钱到;佛山顺德区还从佛山派了3名干部到大古坳“驻村”帮扶,按照规定,第一轮扶贫的3年期间,驻村干部吃住都在村里,这叫人到。

由于汪洋的多次到访,大古坳相比其他37个贫困村,也得到了更多关注跟资源。大古坳的扶贫“造血”项目在连南也是最典型的,最为出名的三个项目主要有高山茶、稻田鱼、养猪场。

高山茶项目是利用连南山区气候高寒的特色建茶厂种植高山茶。大古坳瑶都云雾业茶厂2012年正式投入营业,每年年产约500斤,年收入15万元,带动每年到茶场摘茶叶的附近村民达60人。

在农民们种植水稻的稻田里养殖鲤鱼,鲤鱼不喂饲料,水稻不施化肥农药,以此打造成特色的旅游绿色食品。据连南旅游局长邓海峰说,  旅游旺季稻田鱼的价格能够卖到60元/斤。大古坳的稻田鱼能够达到产量20-50斤/亩,每亩能为农民增加1050元的纯收入。

除此之外,连南地区还有小水电、种桑养蚕等扶贫经济项目。

所有的项目都是与新调任的驻村干部直接挂钩。一旦项目失败或者政绩不达标,驻村干部便很大可能面临“政治危机”。早在2010年实行“双到”3个月后,湛江雷州三镇官便因为帮扶单位无人驻村而被集体免职。问责事件便如一把利剑悬在驻村干部头上。

钱到了,人也到了,扶贫工作也并非就一帆风顺了。

扶贫办主任黄火兴把第一年扶贫起步的处境描述为“艰难”:数亿扶贫资金和几十位驻村干部涌进连南,经验空白的扶贫办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源分配。

连南县电视台的记者邓颖仪那时经常跟着县委领导去贫困村采访拍摄。邓颖仪说,刚开始的时候,扶贫就是提着鸡鸭鱼肉去送给村民,后来不送了村民还不高兴。

直接送钱送物的方式不仅没有没能扶贫,反而养成了村民的依赖思想。扶贫资金花了很多,村民却越扶越贫。扶贫办主任黄火兴说,真是“脑袋都扶平了”。

黄火兴已经在扶贫办的职位上做了四年,他说:我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授人以鱼是没有意义的。你得让村民自己想办法去捞鱼。黄火兴认为,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利用资源,甚至懒惰安于现状。扶贫的第一步是要让农民看到别人富起来了,才会产生要追求更富裕生活的欲望。

邓颖仪说,其实很多村民都是因为看到自己的邻居在政府的帮助下有了钱,盖起了楼房,才有了思变的心,于是也努力养猪劳作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据黄火兴说,扶贫资金除了被投入到这些扶贫“造血”经济项目,更多的钱被用在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还有“村村通公路”项目。在连南,无论多么偏远的农村,几乎每个村都有水泥公路修到村口。因为这些项目需要大量的投入资金,可是农民是看不到直接的钱的,所以扶贫办经常被骂花了钱没有做事,黄火兴说。

根据连南扶贫办提供的信息,截止2012年,第一轮扶贫的38个贫困村就全部脱贫了,脱贫率是百分之百。

 

贫困并非一次性

哪怕第一轮扶贫的脱贫率是百分之百,贫困仍然如影随形地困扰连南政府。

高山茶、稻田鱼、养猪场等扶贫“造血”经济项目,尽管看起来有声有色,但是仍然杯水车薪。以茶厂为例,15万倘若分给60个村民。平均下来,每人一年有2500元,每月约200元。即使这一年收入的数字超出了官方所定下来的“贫困标准”,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当前的消费水平。

大古坳一个村就有1378个居民,这些扶贫经济项目带来的就业机会、财政收入远远不能带领村民脱贫,甚至基本生活都不够。

唐三妹住进了低价的新房子。毫无技能的她也只能不时地返回山上务农。她的丈夫去年上山伐木时被倒下的木材压伤腿部,导致二级伤残。丈夫没有了劳动能力,不能出外打工,只能在附近打零工,一家人一个月如今只有两千收入。

恰逢今年是大古坳村唐氏宗族的几十年一次的“耍歌堂”,唐三妹一家为了这个盛大的仪式又花掉了仅有的一万块存款。

“耍歌堂”是瑶族的重要习俗。瑶族人民庆丰收也会耍歌堂,一般每年一次,如果遇到不风调雨顺的日子就改为三年一次。

唐三妹说的“耍歌堂”是另一种,是为了给一个宗族姓氏的人求“法名”。瑶族人相信,一个宗族姓氏的人,只有耍了歌堂才能获得“法名”,这个家族的人死后才能在天堂得到安居的位置。

“耍歌堂”对于唐三妹来说极其重要。而且她解释:“别人都交了,轮到我们,我们也应该交的”。因为钱都花在了耍歌堂,唐三妹的丈夫本来应该进行腿部的二次手术也无法进行。唐三妹说她去问了医生,取出丈夫的腿部的“夹板”要七八千,她暂时没有钱。

当初买房借的三万块,到现在也还剩下几千块没有还。

贫困依然伴随着类似唐三妹的农民家庭。

 

贫困在教育

声势浩大的“扶贫歼灭战”仍然在进行当中。不过,被消灭的一批批的“贫困村”不过是极端贫困的代表。在连南,或是在中国,最难消灭的并非连生活都供养不起的“极端贫困“,而是大多数自然村所存在的“一般贫困”。

盘石村大桥头村四面环山,鳞次栉比的老旧的水泥楼房的静静地伫立在大山间。大桥头村是盘石村下面的一个自然村落。根据当了十几年老村长的李六斤二的介绍,大桥头村有43户人家,原本有200多人。大部分有劳动力的年青人都已外出打工,现在只剩70多个人仍然留守农村的。

退任后的李六斤守着一个小卖部。产品是经由外面城镇的人开着摩托车送进来的。小卖部一个月的营业额大约到100块。他说:“这小卖部只是简单地用来维持生活。”

负责帮扶盘石村的单位是中国建设银行广东分行。它捐资的429.62万扶贫资金除大多数用于“村村通公路”项目,此外就所剩无几了。

相比于其他贫困村,盘石村的大部分人们年收入超过了2500元,算是早已经脱离了官方所规定“贫困”标准。然而,在记者看来,“脱贫”并非简单地从经济上摆脱某个官方的数字,而是应从文化、精神乃至生活状态上有很大的提升。

而在盘石村,受教育的“贫困”程度仍然与其他贫困村无异。

大桥头村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大学生,唐博是其中一个。唐博正在惠州一所三本学校读商,因为堂妹出嫁,他从惠州赶回村里。从惠州到连南370公里的路程,需要5个小时。然后,他在县城再搭上每日仅两个班次的乡村巴士,要2个小时才能到达村子最近的公路交汇点。最后坐上等候着接他回家的堂弟的摩托车,开上半个小时后,才终于抵达村子。至少7个小时的车程为村子“贫困”的受教育程度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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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公路横穿盘石村,通往外界。

 

在连南还没有村村通公路前,小唐博需要步行约三公里到达附近的小学上学。现在公路修好了,村里小孩读书可以搭小巴去学校。读书的条件变好了了,可是农村孩子的教育程度并没有随读书条件变好成正比增长。

除去自然条件的制约,人们落后的观念仍然不利于提高村子青年的受教育程度。

盘石村的长辈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读多点书,却无奈不知道如何去引导或者教育他们,只是听之任之。村长李六斤二抱着不到三岁的孙女笑着说:“读书好做什么都可以,读不好就继续种树咯!”。

唐博堂弟唐龙生,16岁便放弃读书到广州打工。对于儿子出外打工的选择,唐龙生的父亲唐二贵平淡地说:“他读不下去,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是村子里老一辈对于孩子放弃读书态度。

唐龙生已经辍学在外打工好几年了,如今他在珠三角的电子厂打工一个月能够赚3000元。这笔收入比在家务农的父亲要高出许多,但是唐龙生每个月都会变成“月光族”。唐龙生解释说,钱都花费在基本生活上,还要抽烟,偶而出去跟朋友喝酒吃饭聊天等等,3000块根本还不够。很多时候,父亲还需要给他寄钱过去。

“没办法,年青人嘛!”唐龙生右手拿出了打火机,左手挡着从门外窜进来的风,点燃一根10元/包的香烟。父亲唐二贵抽的烟是8元一包的。烟雾间,唐龙生谈起了自己期待的理想工资。“3300”他直接地报出一个数字。这段300元的距离在唐龙生眼里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现在他还不想那么努力去追求那个高度,也不迫切不渴望。他道:“我才小学毕业,赚钱比读过书的人少是应该的。”似乎在他看来,这300元的距离亦代表着人生起步点的距离。

说话间,唐龙生家里的老式电视突然失去图像,雪花一片。唐龙生习惯性地走过去拍几下电视机。父亲坐在他后面,也抽着烟眯着眼看着唐龙生操作电视机。唐龙生回到村子有一段时间了。睡懒觉,打牌,发呆,还有跟村里的兄弟们抽烟喝酒,便是他的生活内容。父亲唐二贵并不着急。儿子的归来反而让他感到安心实在。

即使算得上村子里“榜样”的唐博也直言对未来感到迷茫,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的他说之后不知道做什么才能“挣钱”。作为家里的长子,唐博一直自觉地努力奋斗,在学校也会做兼职。除了交学费,唐博几乎不需要家里提供其生活费,他认为不能够再给家庭任何负担。

唐博的父亲靠着一份建筑工作,一个月能有4500元的收入。可是这约4500元的月收入要供养唐博一家四口,包括两个读书的孩子。唐博读大学一年单学费就要上万,唐博的妹妹正在读初三也要花销。去年,唐博的妈妈又大病一场,医药费花了约3万元。虽然老村长李六斤二努力为他们家争取到了政府的一部分医药费补贴,唐博家依然因此欠了一笔不小的债务。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唐博父亲仍然坚信着“读书有用论”,让唐博“想读就继续读”。

从唐龙生的房子走到唐博的房子要横穿整个村子。村里没有路灯,整个村子被黑色和寂静笼罩。人走过的地方,狗吠声也顺着人移动而起伏连绵。唐博边走边解释:“盘石在我们瑶胞话里的意思就是‘狗多’,现在人越来越少,狗却越来越多。”

第二天黎明,阳光越过群山,撒向村子前面的稻田,水稻已经被收割干净,剩下光秃秃的禾苗杆。黄牛从远处的人家慢悠悠踱步过来,在唐博房子前的几亩地上咀嚼着嫩草,挂在黄牛脖子上的铃铛声,只叮叮当当响了一会儿便已远去。

新的一天开始了,盘石村边上两个伐木场里的机器应时地运转。

盘石村里带有工业时代气息的工厂便是两个小型的伐木厂。伐木厂收购农民从山上砍下的树木,并放置在露天地方进行初步的晒干,送上切割机。切割机把一根根一人能合抱大的树干切割成适合用来建造装修的长木板。工人再把长木板转移到露天地方晒干。干透的小木板被再进一步被拼凑成大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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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小木板需要被拼凑成后面的“标准”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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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拼凑“标准”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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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搬运晒干的木块。

村子里知识的“贫困”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村民不懂地如何利用在他们有效的资源来自我发展。他们仍然处于生产链中最低端的一环。

切割机工作时发出的“刺刺”声是村子里唯一弥漫游荡的声音。这声音亦代表着经济在蹒跚向前的“碎碎”声。一个伐木厂一般能够产生两个就业机会。一个工人主要负责“物流”,一个工人主要负责最后环节的木板“拼凑”。来伐木厂打工的主要是女工。她们承担着带着孩子和照顾老人的重任。于是,留守在村子里工作便是她们最好的选择。在伐木长工作时间虽然以小时来计算,但是工资是以完成的件数来统计:把长短不一的小木板拼凑成一块长宽0.5,长2米5的大木板可以得到1块3毛钱的工资。负责拼凑木板的女工按照破平台上的指示位置打上钉子,涂上胶水,再用简易工具给木板与木板间施加压力,一块达到标准的木板便完成了。

拼凑好的木板会经过伐木厂卖给中介商,伐木厂亦不清楚这些木板会卖给谁,有什么具体用途。伐木厂老板房一贵是唐龙生的“死党”。他们一起去过广州、深圳打工,今年亦一起回来。房一贵父亲说要开一个伐木厂,让房一贵回来。房一贵对回来也显得特别高兴,既可以悠闲地过日子,又可以赚钱享乐。3块标准的木板捆绑称为“1件”。中介商以62块~72块的价钱来收购“1件”。根据房一贵介绍,伐木厂如今一个月能够卖出2000~3000件。即使考虑上税收、土地租金、材料费、运输费等等,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唐龙生笑着点评房一贵说:“有了伐木厂,就不用出去打工了。”

对于房一贵来说,伐木厂是他赖以生存的生财工具。对于盘石村来说,伐木厂亦是村子里强大的财政源泉之一。然而,少有人考虑到一个伐木场只能产生极少量的就业岗位,却消耗着大片的林地资源,对于长远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唐博指着远处的伐木厂说,他并不了解这些伐木厂的情况,但是终有一天他希望回到连南,更好地利用家乡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家,让村子里的人生活变得更好。

村子里的人们这时也在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走出村子,然后带回知识和技术来帮助村子的发展。

(记者:唐格桢 黎子伟 罗嵛月 指导老师:杨艾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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