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佰玲:读小说中的两性 完善现实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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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佰玲在办公室 孙佰玲供图)

走进《文学世界中的两性对话》课堂,你可以体味到孙佰玲老师对于性别、爱情、婚姻等议题的独到见解,亲历师生各方观点的碰撞交融。“每个人都有选择社会性别的权利,你凭什幺歧视跨性别者和同性恋者?”她眼神笃定、语气认真,抛出问题,引导同学们给出自己独立的见解。

 

边工作边进修,不断遇见新的自己

孙佰玲199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同年来到汕头,先后在汕头大学图书馆和文学院从事本科教务、研究生管理和科研管理等行政工作。在这期间她结婚生子,过上了大家眼中安稳的生活。而她本人并不满足于此,她认为这些工作并不是可以作为事业发展、让自己怀有热忱的工作。“人生就这幺长,为什幺要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过一辈子呢?”

 

她发现自己还是喜欢教书。遵循内心的声音,2001年,她开始在职攻读文艺学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年幼的女儿,还要一边进修,可为了目标,她愿意让自己比常人扮演更多角色。

 

在这期间,她还阅读了大量以文学为主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并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经历。与那个时代大部分人一样,她的爱情是木心诗中描绘的“一生只够爱一人”。恋爱就是以结婚为目的,不必等到有房有车,买点糖给同事们吃就是一场庆祝。她发现这和如今普遍认为的“裸婚很委屈”的恋爱观很不一样,这种困惑让她渐渐从性别视角看作品。

 

多读小说,少走弯路

在汕大开设《文学世界中的两性对话》课程,孙佰玲的初衷是对同学的关怀。刚从高考的学业压力中走出来的大学生,正处于对这个文化多元化社会无所适从的时期,却要马上踏进鲜血淋漓而又酣畅淋漓的真枪实弹的社会。她希望学生能通过文学中的间接经验,让以后的人生少吃点不必要的苦头。“有些同学不愿意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都是悲剧,但正是因为我们借鉴了那些悲剧中的经验,才能避免自己的人生走向悲剧。”

 

理性教人如何克制,如果仅凭感性,由着自己的感情走,最后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孙佰玲说自己不想看到为情轻生这类悲剧在校园上演。“肯定会有理性难以战胜情感的时候,但人是文化的产物,当你人生经验与文化观念发生契合时,你会很快明白事情发生的原因,并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

 

文学就是人学,她认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对两性关系的揭示最为深刻——两部作品中女主角的结局是对现实生活的折射。爱情会淡化,转化为亲情。如果你整日为对方是否变心而烦扰、闹腾,就很容易走向悲剧。

 

对于这门课,大一的张铉说:“我们能公开、坦诚地聊两性问题,不用扭捏害羞。”大二的方欣觉得这门课给了两性宝贵的互相理解的机会:“平日里对性别议题的讨论往往是两个性别在各自圈子之内、立场之下的,而在这门课上两性诚实表达、共同探讨,是温和性别主义者想看到的。”

 

冲破传统枷锁,改变两性观念

孙佰玲认为当下仍是一个让女性很被动的文化局面。虽说女性地位提高了,但男权思想还是很重,男性的观念会影响女性的选择。性解放下女性的权利多了,但要面临伤害的地方也多了。她认为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女性的多重角色是必要的。女性除了扮演妻子、母亲一类角色以外,还要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如此既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也不至于因为把人生支柱完全放在婚姻上而在出现问题时立马垮掉。“做家务靠另一半给家用,那幺你就是靠他吃饭。”孙佰玲选择通过进修与教书把自己的人生搭建得丰富,虽然每天都忙碌于公事和家事,但这种劳累也让她收获更多。

 

谈到婚前性行为,她认为正确的对待方式是自我选择自我负责。如今性观念慢慢开放,婚前性行为不像她那个年代那样为世人所不容,但又还没到被普遍接受的地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你就必须内心强大——当你面临别人非议时,要能承担。”国内文化环境“个体选择自由”的理念尚未普及,在背后窃窃私语的看客大有人在。但她认为敢于冲破传统枷锁的人多了,文化观念也会自然改变。

 

没有情感经验与心理积淀的时候,人像一张容易出错的白纸,而在经历一些事情后,会成长,但也会有沧桑。孙佰玲认为自己在这门课上只能呈现出利和弊,最后做决定的还是同学自己。

 

课堂内外,学生们从提起畸恋时的恐怖到坦然,从谈到两性时的支吾遮掩到言无不尽,孙佰玲帮助年轻人走好过渡期的初衷,正在课堂的观点碰撞中一点点实现。

 

(记者:何秀蓉 编辑:张梦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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