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厦深铁路到中国式拆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建设也在快速发展。而中国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拆迁。
有人说,中国式拆迁,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但拆迁的背后,却是一部部血泪史。四川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江苏东海的陶惠西父子自焚、北京海淀区席新柱自焚、上海闵行区潘蓉暴力抗拆等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强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发生。
如今,随着拆迁问题的日益激化,政府在处理拆迁问题时也更为小心,暴力拆迁问题有所缓解。《汕头日报》发表报导称,厦深铁路潮汕段攻克“三座大山”实现“零上访。但是,看似平和的拆迁其实乱象纷呈、暗潮汹涌。
探访“三座大山”中的山前村和浮山村,发现两个小村庄就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微缩模型,展现了拆迁背景下的众生相,折射出中国式拆迁深层次的问题。

现象一:不再威风的传统民居“下山虎”
山前村位于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是典型的农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6000元左右。自改革开放以来,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没有成规模乡村企业。近几年来有发展零星废品拆解业,村民主要经济来源靠农业生产产业和废品拆解业获得。
在山前村,厦深铁路拟征地面积49.18亩(相当于两个400米标准操场),铁路高架桥主要经过山前村的民居、耕地,打隧道通过村东面的“三尖峰”。没拆迁以前,村里有一条村路由村头通到村尾。铁路高架桥在村头往里走200米左右处通过,刚好跟村路形成一个“十字”。村民们都说:“铁路把一个村子变成了两个。”
山前村拆迁了60座左右的房屋,除村路两旁是楼房外,其余大多是“下山虎”。可铁路拆迁以后,“老虎”再也耍不起威风了。
“下山虎是极富潮汕特色的传统民居,在潮汕农村中较为普遍。它结构讲究,且注重装饰。

图1 潮汕传统民居“下山虎”/图源于虾米图客网

图1 潮汕传统民居“下山虎”/图源于虾米图客网

山前村的“下山虎”石材耐用、结构讲究、造型装饰华美。村民郭有民(化名)说:“我都是拆的时候才知道,石头这么硬,现在那些材料都不能比。”“拆的时候我妈妈都哭了”,拆迁户郭业凌(化名)说,“那时候(拆房子的时候)好多四、五十岁的都哭了,不舍得。”
铁路的拆迁范围是17.6米,红线外的一点都没拆。所以高架桥两边到处是是拆了一半的房子。有的“门楼肚”只剩下半边,有的没了正厅和天井,有的瓦顶被掀了,剩下光秃秃的墙体。有些房子还有瓦遮头,屋主就稍稍修葺一下,继续使用(自用或出租)。这样的“半边房子”身上满是裂痕,墻体还会簌簌的落灰,安全得不到保障。
桥底路面没有修水泥路,是黄色的土路,夹杂着沙子和小碎石。在每个桥墩边上,都堆了约一米高的建筑垃圾,有泥沙、碎石和大块的石料。“他们(承建贵屿镇路段的中铁十三局)说会来清的”,村民郭有民说,“你算算都过了多久了,怎么可能来,早就走了!”
据村民们说,中铁十三局承诺过会清理桥底的建筑垃圾,并铺上水泥路,另外道路两旁的排水渠也会重新整修。可铁路建完十三局就撤了,排水渠也并未整修完。

图2厦深铁路山前村段高架桥桥底,建筑垃圾并未清理,路面也未修缮。刘一凡/摄

图2厦深铁路山前村段高架桥桥底,建筑垃圾并未清理,路面也未修缮。刘一凡/摄

 

现象二:有“赚”有“亏”的拆迁户
郭有民是拆迁户,他家在铁路高架桥边上两米左右。原来住那儿,现在还是,因为他们家只赔了钱,没有赔地。
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拆迁补偿有三种形式: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简单来说,是只赔地、只赔钱,和既赔钱又赔地。山前村普遍选用的是第三种。
“下山虎”是砖木结构建筑,每平米补偿800元,阁楼部分每平米补偿600元。另外,村里专门划出一块地补偿给拆迁户,具体位置抽签决定。山前村补偿的地在村头靠新公路的位置,地段很好。拆迁户大多都搬到了那边,盖起了楼房。“有钱就多盖几层,现在地很贵的”拆迁户郭业凌说。
而问到郭有民家时,拆迁户们都神色各异、语焉不详。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郭姓男子说:“他没赔,是因为村里不愿意赔给他。”这位男子还说,郭有民是靠上面的关系才弄到钱的,村里肯定不愿意赔地给他(郭有民)。最后,该男子还表示,村里的人都知道。
实际上,郭有民的房子跟拆迁的红线刚好擦了个边,拆迁范围是不到一米的角。据郭有民说,修葺这个角花费约3000元,而补偿的款项还是按照房屋总面积计算,补偿二十余万元。

图3左边为郭有民家拆迁的一角,右边为高铁桥,后面为拆了一半的房屋。刘一凡/摄

图3左边为郭有民家拆迁的一角,右边为高铁桥,后面为拆了一半的房屋。刘一凡/摄

有村民提供了这样的说法:在前几次测量的时候,郭有民均未在拆迁范围内,是最后一次测量时才被划进去的,他也是最早签协议的一批人,后期也帮忙做了工作。不过,这种说法并未经过证实。

 

图4浮山村与山前村在整条厦深铁路的位置(莫嘉莹/制)

图4浮山村与山前村在整条厦深铁路的位置(莫嘉莹/制)

拆迁中,有人“赚”,自然也有人“亏”。
三公里外的浮山村村民杜荣伟(化名)就“亏”了。
杜荣伟家并不穷,但跟他的邻居比起来还是略显寒酸。一排新建的楼房里,只有他家只建了一层,楼顶和边上还有裸露的钢筋。房子是水泥建的,里外都没有贴瓷砖。灰秃秃的一层,在邻居贴了瓷砖的四层楼房旁边,显得格外扎眼。
杜荣伟家一共四个房间,进门左边第一间是厨房,右边是杂物间,中间是一个大厅,后面是两间卧室。内部基本没有装修,卧室的柜子是老式的红木柜,从被拆的老房子里搬过来的。
被拆的老房子是1999年建的,跟现在的房子差不多,也是一层,没有装修,因为钱不够。存了差不多十年,杜荣伟家存了十几万。本来准备把房子加盖一层、装修一下,剩下的钱给杜荣伟娶媳妇儿用。但听说建高铁要拆迁自家房子,就打消了加盖的念头。
加上拆迁补偿的十几万,杜荣伟有二十几万。娶媳妇儿用了六万左右,剩下的钱就只够盖现在的房子。“打地基都要八万”,杜荣伟说,“还好这个地好,不然更贵。”
存了十年的钱,还是住着个“半成品”。如果不是高铁拆迁,杜荣伟应该住上装修好的两层楼房。而现在,他在为未来房间不够发愁。未来三个儿子长大了,两间卧室可怎么住?
现象三:谁会闹谁有钱
因为拆迁,政府和拆迁户站到了利益的对立面。也因为拆迁户对政府的不信任,期间冲突不断。不过这些冲突有一半是以拆迁款升高结束的。
例如下文描述的“浮山村拆迁户和汕头市政府大战三个回合”。从2009年到2014年这五年,单单是浮山村的拆迁征地款,就已经从2009年潮阳区规划与国土资源局与浮山村村委会签订的《征地协议书》的306万元上升到将近1000万元人民币。浮山村征地面积并不大,只是1.4个足球场,而且只是潮阳段22个拆迁村的其中之一。
值得思考的是,拆迁户这种以一次又一次的“闹”来升高拆迁款的模式,真的合适吗?
第一回合,2009年政府与村委会说服拆迁户签订征地合同,打成平手。
根据《征地协议书》,说明将会以306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征得浮山村相当于1.4个足球场的土地,也就是平均每户8万元。但是,由于拆迁户以拒签合同为理由,要求政府重新估算拆迁面积。这一搅合,拆迁款瞬间多了135万元。
当时,村委会按照300多万补偿额的标准,拿着一张张空白的合同,挨家挨户拍门让拆迁户填表签字。所有拆迁户都拒签,他们表示钱太少了。其中一个拆迁户廖宝洪举例说:“在广州(商业)迁拆,一平方至少有几千块补偿。”
廖宝洪的家比较大,所以赔偿也比较多。按照拟定的标准,廖宝洪的约600平方米家值45.5万人民币:568平方的砖木混合结构房子,每平方米赔偿800元,合计45万人民币了;再加上24平方米的简易棚房,每平方米价值200元,合计4800元。所以合共45.5万赔偿金。另外,因为要补偿廖宝洪损失的地皮,村里还会拨三块地(面积与拆迁房子相近)让他盖新房子作为补偿。
他回忆当时的场景:“当时村委会的人过来让我签这份合同,我当然不签。我那时候跟他说:‘你这个叫什么合同,还不如叫命令、通知。’”
上到贵屿镇镇长郑灿坚,下到浮山村村委会的会计廖汉林,轮流每天都去廖宝洪和其他拆迁户家里“喝茶”。跟他说要要以大局为重等等。
直到村委会答应给廖宝洪要求对家里的一些地方进行补量,廖宝洪才愿意。国土局漏量了一块没有什么装饰的水泥地,有248平方米,共价值48000元。廖保洪很快签了合同。这时候,整个村拆迁户单单建筑拆迁赔款,就已经有654万元,平均每户17万元。已经是当初国土局预计的两倍多。
其他的拆迁户也获得了补量。经过这次补量之后,整个村拆迁款多了135万元即789万元,平均每户20万。
拆迁户获得了补量赔款的承诺,政府也获得了拆迁户签署的拆迁合同。
但是,这承诺的补量赔款,并无签订任何合同保障,直到今天还没到任何拆迁户的手里。

第二回合,与隔壁拆迁村的“竞高价”,村民险胜,略占上风。
因为2010年浮山村发现隔壁拆迁村山前村的拆迁额比自己高很多,因此他们开始了多次上访,甚至阻挠拆迁……最后整个村的拆迁额多了将近120万元。
山前村和浮山村两村距离非常近,步行半个小时就能到。2010年,浮山村的廖宝洪和其他拆迁户突然听到山前村的补偿多多了。
一方面是山前村多了“阁楼补偿”, 每平方米600元。阁楼是潮汕典型民居“下山虎”的特色。所以如果可以赔偿,浮山村38户拆迁户里面的27户,每户平均可以多拿两万元。

图5村民在上述书中要求“阁楼赔偿”。而且明确提到“山前村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比我村高”。 莫嘉莹/摄

另一方面是没写在合同上的,每户每平方米多120元。。虽然在协议上的赔偿标准与浮山村一致,但是问每个山前村拆迁村民,他们都说会骄傲地说:“每平方米(比浮山村)多了120元。”

山前村赔款比浮山村高的其中一个原因山前村更“难缠”。 在2010年2月,当浮山村都签下合约并且基本拆迁完毕后,山前村还跟相关部门在谈判,争取更高的拆迁金额。2010年中,山前村也终于签下了拆迁合同。与浮山村不同不是,山前村是跟贵屿镇政府签的协议。

所以浮山村要求政府补偿“阁楼补偿”和“120元差价”,共160万。所以为了这笔钱,浮山村廖宝洪和其他37户拆迁户觉得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开始了密集的上访旅程。他们先是团团围住当时的村委会书记杜泽明。可是杜泽明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于是38户拆迁户一起奔向贵屿镇政府,还有之后的区政府和市政府。但都是没有回应。
2011年末,厦深铁路停工。直到2012年末,高铁才重新动工。
重新动工仍然牵涉着很多问题,就像一只要飞出蜘蛛网的蝴蝶,虽然努力挣扎,身上还是被各种坚韧的细线缠绕着。村民一天没拿到钱,一天不愿意进行拆迁。根据现在村委会的会计廖汉林回忆说,那时候,村民会拿着几条横幅,拦着施工队,不让他们施工。甚至廖宝洪的1米5的母亲还拦在两三层楼的推土机面前,阻止巨臂挥下。
没多久,上级部门决定同意浮山村的申请。首先是“阁楼补偿”60.48万元,但是山前村比他们多的120元只补偿80元。虽然浮山村拆迁户对40元的差价忿忿不平,但是他们也勉强接受了。
这一次,政府无可奈何让步,本来说好的拆迁款每平方米增加了80元。这笔新增的款项也很快送到拆迁户手里。现在,拆迁款已经达到了913.2万人民币了,平均每人24万元。

第三回合,震感赔偿和补量赔款,胜负未分。
在第一回合提及的补量赔偿,还有在这回合会讲到的“震感赔偿”,都是拆迁户和其他居民对政府的要求所在。但是因为高铁通车许久,村民无法像之前那般以阻碍拆迁作为威胁,他们这些诉求便无人受理。
“损伤户” 杜林湖,今年70多岁,他并不是浮山村高铁拆迁户,而是距离高铁30米范围内的居民。他的家距离高铁施工地点特别近。从后面窗户看,连他们吃什么饭都一清二楚。
正因为他家距离高铁施工地点这么近,所以当高铁动工的时候,他的家震得地动山摇。房子也因为施工被震裂。裂痕在房子岩壁像藤蔓一样蜿蜒前行。偶尔在弯曲处,外面的石灰掉了下去,露出黄泥色的墙体,感觉就像藤蔓上的叶子。
施工期间,虽然当地有给这些30米内可能会受影响居民补偿,例如噪音补偿或临时安置费,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可能会震坏房子的补偿。
虽然在他们不断反映之下,有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裂掉的房子进行拍照和记录,但是还是不了了之。
于是,这些“损伤户”只能够仿照之前拆迁户的做法,进行上访。但是无论他们是去镇政府还是去区政府或是去市政府,他们的回应只有“等待上级批示”。
另一方面,拆迁户们的“补量赔偿”到现在都没有下文。“补量赔偿”是政府当时为了让他们签下拆迁合同做出的让步。虽然他们集体去抗议过,也让村委会替他们上书申请,但是都如同石沉大海。
政府完成厦深高铁的建设后,村民再也没有抓住政府注意力的控制权。村前堆积着高铁建设时遗留的垃圾、答应给的补量拆迁款、还有理应赔偿的震感费……
随着高铁通车,浮山村村委会在2014年初的换届和贵屿镇镇长郑灿坚的调任,事情越来越难解决了。

乱象解析:政府公信力缺失将拆迁推入“雷区”
山前村、浮山村拆迁乱象丛生,通过解析这些乱象,可以总结出以下拆迁混乱的原因:
一、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拆迁乱象涉及到中国土地、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可是,最核心的就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因为现在政府公信力已经缺失,所以,即便没有问题,被拆迁者仍然不会相信政府。
浮山村会计廖汉林说:“之前的村委会书记杜泽明本来在浮山村做了十几年的书记了,可是在高铁拆迁之后,就被贵屿镇那边解除职务。本来他跟村民关系挺好的,但是因为村民向镇里面投诉他贪污,就被解职了。”
但是浮山村村委会前出纳张坚荣这样进行反驳:“村委会是不可能贪污的。因为像大笔的拆迁款,例如第一次的拆迁款,都是财政部直接转到拆迁户的账户。村委会是碰不到的。如果是小的帐目,例如说80元的补偿款,则是区财政局派人过来,书记、村长、会计、出纳四个人都必须在场才能签收。”
而在山前村,村民和村干部均表示,山前村确实存在腐败问题,甚至还有与上级政府勾结的情况。
山前村村民郭滨(化名)写文书反映情况,文书中提到厦深铁路违反铁路运输条例未按照规定界限设防护栏,未解决铁路两侧5-30米内村民安置问题;厦深铁路拆迁山前村无偿付出四、五十亩土地问题;山前村村务不公开,财务不透明,村主任私自卖地,镇政府包庇,官官相护等问题。但文书并无任何相关部门接受。
2013年,山前村村委换届。据新一届村干部反映,村里的财务并不在村里,上一届的材料并未移交,之前的村务由上一届村主任一人决定。“只有他(上一任村主任)一个人知道”山前村村委郭达城说。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山前村村主任并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花钱买的。“几个人就去收票嘛”,他说:“跟亲戚要,跟关系好的收,或者给点钱收。”
而问到厦深铁路拆迁问题时,一位村干部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真话可以说粗口吗?”另一位村干部说:“你肯定不敢写”“我可以实名制,关键是你敢写吗?”“中纪委来了我才说,起码要省级的来才行”。
为什么村干部表现得如此神秘?他们隐瞒的内容不得而知,是否存在上述腐败问题也尚未证实。但村民已经不相信村委会、不相信政府则是特板钉钉的事实。
正是因为政府公信力的缺失,百姓才会在拆迁的时候有顾虑:政府是不是大赚老百姓的钱况?开出的补偿条件是否可信?
政府公信力缺失这一问题,容易被忽略,但实际上大大拖了拆迁的后腿,甚至说将拆迁推入一个“雷区”,种种不信任随时可能爆发。

二、部分被拆迁者钻空子以谋一己私利。
当然,中国拆迁乱象不能全赖在政府头上。
2009年6月,浙江丽水市一对夫妻以虚构房产性质的方式,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13万余元,后被判刑。在拆迁中,部分人觊觎拆迁背后的巨大收益,藐视法律、暗地扩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在山前村、浮山村的拆迁中,尚未了解到有村民暗地扩建的情况。
不过,虽然郭有民通过关系得到拆迁补偿一事并没有证实,但已在山前村广泛流传、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三、“拆”与“迁”脱节。
“拆”,是指将土地上原有的建筑物或其他必须拆除物拆除;“迁”,是指对原土地使用者的暂时或永久迁移。如果政府“拆”完就跑,不能做到让被拆迁者安居,必然导致不满。在这次拆迁中,山前村、浮山村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建筑垃圾未清理、桥底路面未修缮,导致村中交通不便和村民居住环境质量下降。
另外,还有配套措施没做好、后续工作不到位的问题。安置房设置不合理(有独立附稿讨论安置问题)、补偿的土地批的太慢、铁路两边居民受噪声影响大且震裂房屋未赔偿,都给拆迁乱象添了一把火。
“安居”尚不能做到,“乐业”就更不可能。
另一方面,可以参考的案例是2009年8月台湾的“八八风灾”,当时造成681人死亡。台商郭台铭为生还下来的居民赞助了一个“有机农场”,让他们不仅可以在此生活,还可以解决生计问题。虽然中国的农村拆迁的范围不一定比当年台湾“八八风灾”的安置范围大,但是,起码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思路。

四、博弈格局中利益分配不均。
浮山村村民与政府“大战三回合”,主要原因是利益分配不均。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兴骥认为,利益问题是一个涉及征地拆迁各个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包括当地政府、拆迁户和建造商。利益的冲突导致拆迁乱象丛生。
地方政府是土地的所有权者,拥有对土地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权力,因此能够通过出让土地所有权获取丰厚的收益,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为获取高额的利益进行大规模的房屋拆迁。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中国对土地用途实行严格的管制制度,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规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实行”占一补一”的耕地占用补偿制度。
而在在山前村,厦深铁路拆迁并没有做到土地“占一补一”。
山前村村委郭达城表示,补偿给被拆迁村民的土地,原本为山前村集体所有,国家并没有额外补偿土地。“现在农村最值钱的就只有土地了”他说。
“相当于国家白拿了我们村的地”,被拆迁村民郭有民说:“至少也要贵屿镇其他村平摊、补给我们,不能大家都获益,只有我们损失了地。”
虽然拆迁户获得一定金钱补偿,但是其实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最大的受益者。不过因为在此次报导里面,我们无法接触到镇以上的政府和建造商,这部分就不得而知了。
但实际上,在与政府和建造商之间的博弈中,被拆迁户处于权力、资本、信息等资源的弱势地位。建造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通过压低补偿费用、寻租的方式来减少拆迁成本,政府也可以从建造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甚至“租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结为利益共同体,行使行政管理权力进入房屋拆迁市场,帮助建造商一同获利。
而被拆迁户,特别是在农村,一般只能通过“上访”和“闹事”来获得更多的利益。
浮山村村民表示:“我们都没什么文化,法律什么的也不懂,所以就只能这样嘛。”

拆迁乱象如何解决?
在提供可能的解决方式之前,先将另外一个农村拆迁的案例:2010年香港对紫田村进行拆迁。根据2010年9月14日《南方都市报》的报导,“2010年9月9日,港府声明不提高赔偿标准,不延迟拆迁期限。可是紫田村村民扬言抗争到底,全村数十人写下遗书。但是在议员、法院和媒体的关注下,最后化险为夷。”
2011年,杜学文和高君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引入商谈模式解决群体性事件——香港拆迁紫田村时间和平解决的启示》,在文中分析到香港为什么最后如此的拆迁事件得以平息。
首先,该区议员做了沟通桥梁,将双方要求传达给对方,而且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过滤作用,把可能会激化双方矛盾的信息过滤掉;
其次,公益律师帮村民申请 “禁制令”,并获得成功,成功禁止其强拆。
最后,就是媒体的关注与曝光。
第一个解决方案是,按照杜学文和高君的建议,信息首先需要公开化。因为香港议员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就是不停传达两方信息,让两方获得的信息水平一致。这样子,在信息等量的基础上公开透明,矛盾便可以合理解决。
例如在浮山村和山前村相差的120元每平方米的土地补偿上,如果能够做到流程清晰公开透明,便不会有之后的冲突。
第二,正如2008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供的另一个方面的解决方案:保证立法。因为目前农村拆迁是立法方面的漏洞。所以如果需要进行解决,首先要做的就是用法律将其规范好。
立法不仅仅是要把“农村拆迁”这个漏洞补上,其实更需要政府、法院、媒体三个权利分离,而不是如今一般,全由一党控制。
第三,则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化解拆迁冲突关键在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也就是说,要给村民足够的补偿。例如浮山村的临时安置费。因为高铁需要动工3个月,由于害怕扰民,因此要求30米范围内的居民搬迁,并且每人补贴总共3000元。但是在村里,3000元只能够1个月的租房费,因为潮汕家庭往往人口繁多。
汕头政府喜洋洋地向外宣布说,汕头段的高铁拆迁实现“零上访”,成功攻克包括浮山村与山前村的“三座大山”。但是,事实上远无如此顺利,政府也利用自己的公权力对事情进行干预与压制。
很快,山前村又会迎来新的拆迁。因为2013年11月,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揭阳至惠来高速公路潮汕路段要征收16个村的土地,山前村赫然在列。
拆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样的事情是否会在山前村再次上演?
而在城市化建设高速发展的中国,每天又会发生多少拆迁的故事。
参考资料:
1、《攻克“三座大山” 实现“零上访”》,汕头日报。
2、《中国式拆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王兴骥,中国乡村发现网。

记者:刘一凡 莫嘉莹 李晓娜 黄强

指导老师:杨艾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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