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舞”对社区噪音说不

大妈们的快乐谷

清爽短发,身形敏健,65岁的吴桂芳站在队伍最前面,伴着《相约北京》、《十送红军》等老歌的旋律,快乐扭动轻盈腰身。

11月19日晚8时许,夜幕下的汕头星湖公园,中国式老年健身群体性广场舞正在进行。舞者多为老年女性,又被戏称 “大妈舞”。这种兼有广播体操和队列舞蹈元素、糅合中医养生保健推拿成分、伴随简单音乐节拍舞之蹈之的“大妈舞”,多年来在星湖公园天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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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们在路灯下排成方阵跳广场舞 汤婉香摄

笑声先到人后到,爽朗的笑声是吴桂芳女士的“标志性序曲”,眉目清秀,皮肤白皙,身材匀称,不敢相信她已65岁。吴女士原籍湖南,年轻时曾在铁路文工团工作过,当时铁路部门是半军事化单位,吴桂芳养成守时,果断,认真,讲秩序的军人性格。她带领的“慧福健身队”,参加过汕头市百姓健身舞比赛,“我们跟一个专业的队伍并列一等奖”,“我们跳舞的视频送去省里参评,得了二等奖。”

领舞的吴桂芳说,有些潮汕妇女性格比较含蓄内敛,跳了广场舞,明显变得开朗自信了,社交圈子也大了。作为教练,吴桂芳这些年对广场舞投入很多心力,她像一只工蜂勤劳采花酿蜜,到处观摩学习,“我教大家学会了一个新舞,心情就会非常好。她们的快乐就是我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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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芳(正中)带领队员们跳舞 汤婉香摄

据了解,吴桂芳带领的“慧福健身队”,所用音响器材功率为100瓦。记者在距离音响10米处测得最高分贝为76,在约5米测得最高分贝为77。

80分贝——是《广州市公园条例(修改建议稿)》给广场舞大妈定的“红线”,汕头尚未见“红线”出台。

但是这个标准到底科学不科学?是低还是高?环保部门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谈到噪音问题,吴桂芳这样向解释,“有时跳得热烈了,也有队员提醒我,我们现在也很注意噪音问题,声音大了就降低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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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芳向记者展示部分歌单 谭楚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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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福健身队所使用的音响设备 汤婉香摄

黄锐香带领着另一支广场舞的队伍。黄女士57岁,小学文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她辞掉了大锅饭的工作,和老公一起做保险公司业务员,从一无所有到连续三年获公司最高荣誉。50岁退休后,黄锐香津津乐道的话题是与老公兼做老年产品推销。还有一个乐子,就是跳广场舞。

一开始,黄女士跟一位新疆老师学习,后来老师离开了汕头,她不甘心团队就这么散了,就和另一位女士把大家召集一起学跳广场舞。

“我们的场地可以说是这边最好的”,黄女士自豪道。“曾经有五个广场舞团队想来占我们的场,都被我们给说退了。”

看似相互没什么联系的一个个广场舞团队,时常会为了场地明争暗斗,不外乎使用权的争夺,还有噪音扰民问题。

黄女士跟着新疆老师学习新疆舞时,学员没几个人,别的广场舞团常常来打他们场地的主意。为了占住这个“宝地”,黄阿姨她们就算在春节期间最冷的日子里,也一定要坚持来跳舞。

对面那个团占地不成,就故意将音响往她们那边放,还把音量调得很大声。

新疆舞这一方曾经“以牙还牙”也用大音量对抗,黄女士接任新疆舞团队领队后,以“和为贵”态度与其他团队沟通。“都是热爱生活的女人,都是为了美来跳广场舞的,如果来这里争地盘那就太没意思了。”

投诉者:爱恨皆有说法

2014年8月17日,中美大妈新泽西广场舞。网友在推特上贴出一张美国大妈在新泽西大跳广场舞的照片,领舞的是三位中国大妈。有网友表示:广场舞真是无国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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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力挺广场舞,称满足了大量城乡民众的精神需求;然而,广场舞已经走出国门,在纽约日落公园,在巴黎卢浮宫,在莫斯科红场都有她们的身影。

但不久前一位大妈在纽约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排练广场舞时却被控噪音扰民被警方带走;而日本很早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日本大妈们似乎与广场舞“绝缘”,除了像韩国大妈们一样,有各自的运动爱好外,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很多60多岁以上的日本大妈还要学新的技能,从事社会工作。

在中国,大妈们认为跳广场舞既能愉悦身心,又能锻炼身体;附近居民却认为广场舞噪音太大,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休息。由此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西安,一小区保安往跳舞场地放水;在温州,有业主们花了26万买来了高音炮,与广场舞音乐“对着干”;在北京,一男子甚至用双筒猎枪朝天鸣枪,并放出三条藏獒驱赶跳舞者……

那汕头市是否也有居民不满广场舞的噪音问题呢?为此,记者到龙湖区星湖公园专门进行了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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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机分贝仪测量的截图,图中数据显示:在距离摊位10米处,最高分贝为75分贝,平均为66分贝

星湖公园位于龙湖区中山路嵩山南路附近,周边有不少高档的住宅区。公园呈带状分布,被誉为“全民健身广场”。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大妈们集聚于此开始跳广场舞。

 毗邻者:有时候真的很烦

“在楼下跳广场舞,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和别人说说话,解解闷。”住在金泰庄五楼的蔡女士认为广场舞带来的噪音影响不大。

金泰庄位于星湖公园附近100米左右,离星湖公园只有一条街的距离,被各种高层建筑,高档小区所包围。金泰庄这栋略显老旧的白色建筑物是汕头市港务集团在十多年前为他们的职工建造的职工宿舍,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港务集团工作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

蔡女士表示自己并不反感广场舞,“那些音乐有时可以让家里显得热闹一点”,后来患上肩周炎的蔡阿姨为了养病,已不再下楼跳舞。但因为常常喜欢把家里的窗帘拉起来,所以蔡阿姨觉得广场舞对自己还不会产生影响。

而韩先生夫妇,家住金泰庄三楼。“老没老样!”,“有时候我真的想拿棍子到下面去打掉音响!”韩先生提起广场舞,便生气说道。

据韩先生介绍,港务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工人,就算是普通职工有时候都得值班,工作的性质都是“三班倒”,所以经常受到楼下广场舞噪音的干扰,有时候想休息都休息不好。

而且今年他的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要是我儿子是晚上回来学习的那种,我现在马上就下去砸掉她们的音响了!”在庆幸自己的儿子就读于住宿学校时,韩先生也态度强烈地表示,儿子周末回家学习依旧会受到影响。

陈先生的妻子是一名老师,每天需要到离家很远的濠江区上班,繁重的教学任务往往使她疲惫不堪,但广场舞却依然打扰着她的生活。

“我和同事们说,我有时候真的是很烦,下班回来晚上还要被他们吵。”面对广场舞的噪音,陈老师显得很无奈,“自己曾经给区的城管打过电话,可是电话那边说城管晚上不上班。”

陈老师觉得,人到了一定年龄,爱惜自己的生命,做做运动实属正常,可是喇叭放的实在是太大声了,吵到了别人休息,学习和工作就太不应该了。“我喜欢通过走路散步来锻炼身体,同样是锻炼身体,但我这样并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啊。为什么就不能换一个方式呢?”

她认为,现在广场舞的扰民问题折射出的是全民的素质问题,我们尊重她们,可是她们却没有尊重我们的权力,如果在外国的话她们早就被人抓了。同时,陈老师也表达了对政府部门解决广场舞问题的不满。“政府部门口口声声说走群众路线,可是他们真正来管过几次呢?”

家住八楼的林先生也有着同样的困惑。林先生早在一年前就向楼下大妈们提过意见,建议她们关小声一点,甚至发展到后来自己忍无可忍,只好跑到她们的摊位上,关掉她们的音响并警告她们。

结果他所做的一切,在现在看来都没什么效果。每晚八点一过,他们就不得不忍受噪音的骚扰。现在他和妻子经常早早地就吃完晚饭,八点没到就跑出家门,到楼下散步锻炼直到九点左右才回家。

“现在最急切的就是政府能够出面帮大家解决这个扰民的问题,我们居民既没有协调能力,也没有资金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林先生和妻子都认为,“居民很希望政府能在这个问题上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出一个公约来限制广场舞的噪音。”

而在附近的另一处高档小区,住在龙光-阳光华府十三楼的陈女士和邓小姐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陈女士对广场舞持有比较宽容的态度,“楼下大妈们跳舞的声音并不大,有时候那些音乐听起来挺悦耳的,就当做听歌。”而邓小姐却表示楼下的音乐影响了孩子的学习。

“只要声音关小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同时,住在九楼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士表示。

由此可见,居民是否受广场舞的噪音影响的因素除了实际噪音大小之外,还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态度。中老年退休人士和年轻人都采取比较开放、包容的态度;而父母、工作强度大的居民则对此意见比较大。

执法者:未收到类似投诉

面对居民的众多意见,记者分别走访了龙湖区街道办、金晖居委会,电访了龙湖区环保局,然而他们均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类似的投诉。

在珠池大厦的六楼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受理总台询问时,工作人员查看了历年的投诉案例,发现近几年没有接到过广场舞扰民这方面的投诉。工作人员还告知记者,类似相关的广场舞噪音扰民的问题应该是归环保局管理的。一般居民觉得广场舞扰民会直接打电话报警,而不是选择信访,信访手续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及时处理好。同时,该名工作人员还强调说:“不接到投诉不等于没有存在(扰民这种现象)。”

汕头市龙湖区金晖居民委员会表示至今没有收到有关投诉,他们认为即便是居民过来投诉,居委会也只能从中起到一个协调双方的作用,并无强制管制(广场舞噪音)的职能,“居民如果受到噪音骚扰,就去环保局,有关人身安全的事就找110,我们居委会只是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金晖居委会负责人解释。居委会认为,广场舞噪音扰民固然不好,但是现在政府提倡全面健身,大妈们跳广场舞来锻炼身体自是无可非议,目前来说,广场舞噪音扰民的问题是每个城市都会面临的难题,需要多方面的协商让步,并非是两三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他们也没有权力去制定公约。“要是有需要,也只会让双方坐下来协商”。

12月3日,记者致电汕头市龙湖区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说这个应该由综合部管,便给了记者综合部的电话。记者致电综合部,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收到类似投诉,记者再三追问如有投诉怎么解决时,这名工作人员解释这是城管部门的事,不归他们管,建议记者寻找城管部门了解。

11月28日晚20时20分,记者尝试拨打了110投诉,称被星湖广场的广场舞音乐打扰。还未等记者说完,调度员便打断了谈话,“那我马上派人去看一下”。然而,截止记者21时30分离开,仍不见有警察的踪迹。

截止发稿为止,没有一个部门站出来为此负责。据悉,2009年汕头市曾出台《汕头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区和医院附近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体育锻炼、娱乐、集会、促销等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降低噪声,不得对周围环境造成噪声污染。第五十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该项《条例》一直沿用至今。

可见汕头市的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应属于公安部门管理。然而警察不出警;居委会认为是环保局管理;环保局却声称这是归属城管部门管理的问题,不禁让人哑然失笑。身为公职人员,不履行职务、对责任者模糊不清、一味推卸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汕头市的管理制度和《条例》都存在着巨大漏洞:由谁监督公安机关?多少次警告后不改正才需要罚款?罚款是罚领舞者还是所有跳舞的人?罚款是否可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罚款的款项流向哪里?对于广场舞这个愈演愈烈的健身运动,这些条例俨然已经不再适用。但是相关部门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依然沿用这些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犹如一纸空文的《条例》。

专家说:需要更强硬态度

汕头大学资深法学教授沈忆勇认为,噪音也属于一种环境保护的范围,因此居民受到广场舞噪音侵扰时,除了向居委会反映外,还可以打电话向环保局或城市执法局投诉,让他们行使一种公权力来制止,针对广场舞扰民来打官司意义不大,因为噪音只是对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对人造成的伤害却无法量化。

关于噪音问题的解决,国家正在处于积极立法的阶段,目前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立法。但汕头大学社科部讲师李曦认为,现在的立法跟日常居民的需要结果不能相匹配。因为目前来说,其实居民区出现广场舞,可能会出现扰民问题,楼上的几百名居民可能会受到影响。

对于广场舞问题,汕头市政府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动作,也没有这方面的立法。而且国家这几年也在规范治理方面提出“小政府、大社会”,但这个社会的力量是很薄弱的。

“可以用一些强硬的方法去制约那些大妈,老人其实也是很怕权威的,怕约束的,但老年人其实是最难受约束,他们是不认法的,他们认为法律是年轻人制造出来的,与他们无关。”李曦表示,像噪音就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问题,以前有一户人家有收音机,别人都争相去听,没有噪音的概念;现在时代发展了,人们就发现有扰民这个问题。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矛盾。

对此,他提出了几点解决方法:

第一、体育部门应该把广场舞纳入到他们的管理,让跳广场舞的人登记注册;

第二、设置社会体育指导员,就是社会工作和体育工作融在一起管理广场舞;

第三、可培育一些社会组织来管理大妈们。以前社会是政府管企业,企业管个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朝政府管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管个人的方向发展;

第四、可以抽调一部分警力成立一个噪音小分队。因为毕竟城管针对的是商家,企业,不针对个人,它管不了大妈们;警察是管个人的,但它又会觉得广场舞这件事比较小,所以需要成立新的机构去管束。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规划更多的空地出来让大妈们跳舞。

之前有外地报道称大妈们可戴上耳机跳舞,李曦则认为这种方式可能有损中老年人的听力。

“没有一点声响,就一群人在那里静悄悄地比划,别人看了还以为是神经病呢。”成都大妈孙丽英表示,她试着戴上耳机跳了两次舞,总觉得怪怪的,没有了以前那种热闹欢乐的感觉。

借鉴外地,我们发现有不少经验值得学习。去年,湖南省浏阳市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由居民代表、广场舞代表、相关部门共同制订相关细节,出台了一部“广场舞公约”。海南省琼海市全市登记的舞蹈队有232支,归市老年人体育工委管。遇到噪音纠纷,立刻可以找到队长,及时沟通。此外,舞蹈队还有“三不跳”之约:遇学生高考,不跳;遇春节等重大节日,不跳;遇噪音太大,整改前,不跳。广州明年将出台《广州市公园条例》(以下简称《公园条例》),拟实行噪音“四限”措施: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

大妈:老人孤独需抱团

在星湖公园跳舞张女士60岁,已有四五年舞龄,“跳这个舞好处很多,我每天都坚持。”卢女士也是这支广场舞队中的一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她就和其他跳舞同伴坐在湖边石凳上边喝水边聊天,她和其中几个妇女彼此之间因跳舞而认识熟悉,偶尔私下也会一起出来吃个饭聚聚,她们觉得,大家都是为了锻炼身体而走到一起,“就是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嘛。”卢女士笑着说。据了解,单是她们所在舞队的登记人数已达到130人之多,平时也有六、七十人在跳舞。

“跳舞,其实更像是许多寂寞的老年人在一起抱团取暖。”山东省社科院人口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田杨认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空巢”老人的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据2012年10月29日首届全国智能化养老战略研讨会介绍,空巢老人比例很大,到2050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占54%以上。就算不是“空巢”老人,他们的子女也因工作忙等原因无暇时常陪伴在老人身边。退休的老人在家感到空虚、寂寞、无所事事,于是便形成这样一个抱团取暖的方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宇宽曾说,过去,尤其是“文革”中集体主义被高度提倡的年代,一种孤独的状态等同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一个人如果在房间里读书或者想问题,意味着你有独立的思想,而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一个人有独立的思想是危险的,只有跟大家在一起、参与大家的活动、跟大家一起喊口号、唱同样调子的歌,才是一种安全的状态,谁被这种群体孤立,是非常危险、恐惧的。所以我觉得有那个年代成长经历的人,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害怕脱离群体。反过来也带来了对群体的依赖性,那里有一个群体在干什么,这个时代的人就很容易挤进去,因为在那个群体中才能找到归属感,通过这种归属感实现个人的安全感。

“我们这个社会,对老年人群体更需要多一些包容和关注。毕竟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住在龙光-阳光华府9楼的一位居民说道。

 

记者:汤婉香  蚁锻意  谭楚婷  黄家璐  陈晓珊  苏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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