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为远方与未来而写作

“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这句话出自唐朝诗人刘叉的《偶书》。30多年前,郑世平选取“野夫”二字,结合自己是土家族的身份,为自己取名“土家野夫”。

野夫/图片引用自网络

野夫/图片引用自网络

野夫称自己为“文体实验主义者”,不断去尝试各种文体的写作。散文、小说、剧本、调查、古体诗、现代诗歌等等文体,野夫都尝试过,并且做得不错。野夫认为做某种文体的“文学家”很一般,希望成为一位“文章家”。

11月8日,这位将自己的定位于“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讲故事的手艺人”的“文章家”在汕头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深入他乡——我的田野调查》的讲座。

五年磨一书

从2008年到2012年,野夫进行一场定义为 “社会学视角的田野调查” 的写作试验。

2008年,野夫在四川省德阳市西川县的一次诗会上结识了当地县委书记,书记邀请野夫为该县写一部古装历史剧。了解过当地的历史人物事迹后,野夫认为其故事不值得写成剧本。但是在走访过程中,他发现该县城的城乡统筹实验挺有意思。征得书记同意后,野夫留下来了。开始以西川县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基层政权的运作现状作长期、深入的观察。

2008年5月12日,野夫正在政府的一个部门做采访。突然,玻璃茶几上的录音笔瑟瑟发抖,大家当时未注意。过了几秒,一人大叫:“地震了!”众人才意识到这一点,马上慌忙逃出房子。野夫及同屋的人都平安逃出来。

野夫没有离开西川,留下来与同县民众一起救灾。在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里,他获得了县里官员与民众的信任感,这为他以后的调查打开了一扇门。在当地人眼里,野夫“外乡人”的身份不再那么显著。

抗震救灾期间,野夫身体力行参与其中,凭借一己之力为西川县拉到200多万的物资捐赠。参与救灾的同时,作为作者的他也成了当时距离大灾现场最近的观察者。那时起,他开始观察在社会危机状况下,基层政权如何管理,并决定将这次调查写成一本书。

2008年5月19日,西川县县城发生了灾后第一个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辆军用卡车开到了闹事中央的一家小商店,几位身着迷彩服的士兵打开车厢,将帐篷、发电机、矿泉水等救灾物资搬出来放入商店。临近的一位市民看到后,告诉路人“那些人在私分救灾物资” 。地震一周以来积累的恐惧与饥饿情绪瞬间被点燃,大家开始围聚小商店周边,要求军车的士兵归还救灾物资。人群中开始自发地响起了各种不满与渴求正义的口号。

野夫看了便衣警察所拍摄的事件全程记录,并密切跟踪着事件的进程,以一名社会学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事件的本末,探究事件的成因。

他发现,灾区群体事件并非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事件背后隐藏着各种力量以及力量之间的复杂的博弈。民众看到这类事件惯性思维是抨击地方政府与党委机关的工作失职;而深入其中之后,野夫发现想要写好这场群体事件,首先要看到“各方力量的无奈之处”。

面对这样的难题,野夫秉持客观、中立、公正的原则,同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希望做到“有自己腔调”的写作。

西川县五年的田野调查最后集结成一本书,书名为《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观察与优思》,该书目前只在台湾地区出版。书的封面由红与黑构成,一只瘦削的土地一般灰黄色手臂从黑色部分,努力向红色攀爬。

为远方和未来写作

野夫的“粉丝”兼作家章诒和先生曾为野夫的《尘世·挽歌》作序,其中写道:“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野夫抱着严肃的态度,自费去调研,写作。五年间,他往返西川与大理,路费远远高于如今出书所得的稿费。但这些他并不在意,他写作的初衷很简单,只是想弄清楚今日中国的基层政权是如何运作的。

写作中,他没有想过能够出书,只是想“为历史留一个文本。”他深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历史学家研究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他的文本能够成为一个记录真实的参考物。

“不求在当下扬名立万,愿意做一个苦行者默默苦吟,相信自己的写作在远方、在未来有价值”。他说出支撑自己写下去的动力。

志在高山,心存远方

在野夫看来,记者不应只写消息通讯稿。他认为这个时代需要更多“伟大的记者”。伟大记者要努力追踪事情背后的真相,像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那样去观察中国社会,深入研究;同时,也要训练文字功力培养观察能力,像文学家那样写出观察所得的伟大非虚构作品。

很多新闻人在媒体工作两三年后便掉入“套话官话写通稿”的泥淖里,自己的新闻理想被现实一点点磨灭。一位从业20多年的记者问野夫,“如何在残酷现实里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野夫轻声叹息,坦言现实不乐观。但他觉得在课堂上否定理想主义是一种误导,从小便放弃理想主义是极悲哀的事。他希望今日的年轻人能“捧着现实的碗,志在高山,心存远方。”

野夫用自己“乡野村夫”的眼光看到了农民的真实境况,“中国农民是全世界的特殊群体,至今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资格。”

如今,很多NGO(非政府组织)到中国乡村,去改善农村的硬件,也帮助农民重新建设被破坏的礼俗文明。

野夫认为我们现在正在重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运动的道路。他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参与乡村建设。

从长远来看,我们一定会到达自由平等的时代。现今,社会转型的重担正由80、90后的年轻人担起。“江山代有才人出,你们能做到”。野夫对此很有信心,“用一代人的时间,足以完成社会的转型。”

 

                                          记者:张梦卿  编辑:邱晓桐 廖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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