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彩虹旗——同性恋自豪日专题

图表

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城市里正飘扬着彩虹旗,每年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都是这个特殊群体的节日——“同志自豪日”。人们庆祝这个节日主要有三个目的:人们应当为自己感到自豪。性取向的多样性是一份厚礼以及性取向是天生的不能任意改变的。庆祝同性恋自豪的骄傲游行在全世界都有。

它是为纪念1969年6月28日凌晨发生在纽约附近格林威治村的斯通瓦尔暴乱(也称为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而设。当时,一群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关切人士在同性恋酒吧“石墙”遭到警方搜索后展开暴动。这场暴动和后继的示威抗争行动成为现代LGBT(用来指称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一个集合用语)权利运动的分水岭,也促使了LGBT自豪游行成为大型的公开活动。

在汕头,同志平权运动也在发展之中。

橘子社:关注性别问题

2013年5月8日,橘子社以得票数第一的成绩,在汕头大学第三届社团孵化会中成功设立。不过现在仍有人对这个社团名称感到疑惑,“橘子社是干什么的?是卖橘子的吗?”“我们这个社团是社会性别问题的……”林子君总是会这样一遍遍解释橘子社的性质。

橘子社是由孙梓筠、梁嘉玲、杨彩棋、付丽娟、刘媛媛五位汕大学生发起的。“主要以社会性别为角度,通过性别意识的培养和传播,协助营造平等、开放、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乃至社会环境。”——橘子社官方微博的简介中这样写道。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不少人会问到,这个和水果没关系的社团,为什么叫橘子社。橘子社的名字的典故源于英格兰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一本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女孩爱上同性,遭到母亲强烈反对的成长故事。这个名字,寄托了她们营造平等、开放、多元、宽容的文化环境的希望。

五个创办者对社会性别的意识的萌芽契机各不相同。

建团成员孙梓筠说,性别歧视的问题自己从小就有体会。因为家中还有弟弟,自己总是被父母忽略的那一个,家族表面上男女平等,其实性别歧视是深到骨子里的。她还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个场景:在一次全家族都在场的聚会上,舅母的儿子弄湿了裤子,舅母当即让自己女儿脱下裤子,给弟弟换上。妹妹自然不愿意,便被舅母狠狠打了一顿。那件事一直令孙梓筠很震惊,却也舅母的做法很不解。直至高中,她读了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书,看了许多关于女权的书籍,才知道那是一个很严重的性别问题。再之后,维权律师郭建梅的事迹激起了她对性别问题、维护权利的兴趣,并坚定了自己要当律师目标。

另一名创始人梁嘉玲则说自己曾经对性别、女权、同性恋方面并不感兴趣,像大多数人一样她觉得这一切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参加了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联合主办的性别论坛,看了中大话剧《将阴道独白到底》之后接触了更多的不一样的观念。梁嘉玲说,从性别论坛回来之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像小孩子接触了陌生的、新奇的世界,想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些问题离生活并不遥远。再到四月底看到社团孵化活动的海报,建团的想法萌生,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橘子社。

关注同性恋但并非同性恋社团

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当天,橘子社成员们与潮州LGBT彩虹工作坊,共同发起了潮州地区首次同志大型公益行动及游行。

因此一些人会误会橘子社是一个研究同性恋话题的社团,其实橘子社是研究包含同性恋在内的所有的性别问题。最近之所以提到同性恋话题特别多,是因为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而六月份是同志骄傲月。

也有人会认为当下性别问题比较热门,橘子社的成立有哗众取宠的嫌疑,林子君说,她们只是想做些实事,像有种强烈的使命感,因为当你带一些性别意识看事情,角度会完全不一样。现在仍有许多人存在性别歧视,比如网络上的流行词汇绿茶婊、剩女等,还有女性应该温柔贤惠等一些刻板印象。

梁嘉玲说,这是一个思想传播的过程,一些人思想比较根深蒂固,但是也有些人什么都无所谓,她们希望通过努力,令无所谓的人知道这些事的存在,令根深蒂固的人慢慢接受新的事物。“这是一个慢慢影响的过程,从慢慢知道你这个东西,在到慢慢接受你这个东西,在知道这样的一些思想后,他们就会在日常行为中有所意识,然后选择温和方式与人相处。”

未来:走向社会

对于社团未来的规划,孙梓筠说,橘子社将来将会尝试做一些读书沙龙,如招募一些参与者;阅读《第二性》这本书,选取章节讨论相关话题,例如女性堕胎等;或者会讨论一下当下发生的与性别问题相关的新闻事件;也会做一些宣传小册子,发放给学生等。

而目前的推广形式主要是通过微博发布“每日一词”等板块,介绍一些性别词汇,例如“彩虹旗”、“酷儿理论”等,她们还将在六月份同性恋自豪日策划一些活动。

孙梓筠还说,对于性别问题的研究,她们仍在不断的学习中。像5月17日和潮州LGBT彩虹坊的合作就是一种学习交流,也有与爱白网、同语等网站保持联系。橘子社与其他社团性质不太一样,单单局限在校园内,就没有意义了,更需要走到社会上去,跟社会上的组织一起合作,林子君说。

(记者:王曦 罗文娴)

 

阿强:从孤立无援到伸出援手

“大家看得到彩虹旗有不同的颜色,可是我们往往以为这个社会只有两种颜色,要么就是异性恋要么就是同性恋。彩虹旗被同性恋拿过来的原因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是多元的。”阿强在汕头大学的讲座上解释彩虹旗的含义。

2013年6月1日,中国同性恋亲友会主任阿强应邀在汕头大学开展了以“中国同志走进公共空间”为题的讲座,讲述同性恋的历史和常识。

也曾孤立无援

阿强在求学时已经确定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但不愿做少数派的他刚开始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试图强迫自己跟女孩子交往,但是总是徒劳无果。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异类的时候就会显得孤立无援,但是发现原来身边还有同类,就会感到力量的安慰。阿强在当时才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上认识到一帮和自己一样的少数群体——同性恋者。他们讨论感情经历、分担生活压力,使阿强坚定接受了自己同性恋身份——“同性恋是天生的,不能改的。”当自己接受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他要开始第二步也是对于同性恋来说最艰难的一步就是“出柜”——向他人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阿强一开始只是向兄弟姐妹坦诚了自己的性取向。但在2006年母亲因癌症去世后,阿强发现自己最遗憾的事情是未能将自己同性恋这件人生大事告知母亲——“你跟你最重要的人还没有分享,她已经不在了。随着人的年龄成长,这会是你人生缺憾的一个部分。”于是,他鼓起勇气告诉了年迈的父亲。他真正出柜了。

所以伸出援手

因为自己经历过这种遗憾,他希望能帮助身边的青年同性恋者,帮助他们与亲友沟通和亲友对同性恋的重新认识。于是在2008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同性恋亲友会,作为一个中间媒介,作为连接同性恋者还有其亲友的桥梁。成立至今,亲友会规模逐渐扩大,现在已经有3个全职和1个兼职,并且有不少同志家人来到组织做义工。他们分享孩子的“出柜”经历和自己的心路历程,利用同理心去聆听、信任。

越趋成熟的亲友会

阿强自2011年放弃高薪职位,全身心投入到亲友会建设,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注重NGO组织的文化倡导和财务透明。文化能影响很多人,在文化倡导过程中,他利用拍纪录片和网易合作栏目《你写我的出柜故事》等新媒体的方式,扩大受众面积。讲到财务公开,他觉得这不是奢侈的要求,而是一个NGO应该做的事情。

亲友会的定位是同志亲友,他们致力于将影响力从传统的同性恋圈子扩展到非同性恋群体。阿强将“出柜”分类说,第一步是跟自己出柜,要有自我认知,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步就是对家人“出柜”,这样子将会对家庭的融洽度和同性恋者的自身发展产生好处。第三部就是对公众“出柜”,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感情生活是私事,是否向社会公开取决于自身。谈到对家人“出柜”,阿强说:“家庭接不接纳孩子(同性恋者),要么就丢失了孩子,要么就拥有了更完整的孩子。所有这些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就会更加融洽。”所以亲友会的定位是影响亲友,从同性恋者遇到最困窘的问题着手,让更多非同性恋群体重新认识同性恋,消除原有的偏见。

同时,亲友会所涉及的范围广泛,参与了很多女权主义的民主运动。但对于一个机构来说,它是需要定位的,把服务范围聚焦到同性恋亲友,把自己的专业做到最好,然后才去关注其他民主运动,呼吁别人参与。

爱是最美的彩虹

爱是最美的彩虹,尊重、理解、包容、和谐。这是亲友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彩虹被同性恋组织大量使用,原因就是彩虹颜色多样,代表了同性社区的多元化。“真正的尊重和不歧视是很难做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学习的过程。”阿强接触到一位异性恋母亲,她在与同性恋人群结实交往后,发现的不是她去帮助同性恋这个弱势群体,而是同性恋帮助了她不断成长,不断接受新的知识。目前,阿强带领亲友会在规范化的模式下逐步成长,他希望未来是一个个同心圆,能以“帮助同性恋亲友”为圆心,不断向外增加半径长度,从而扩散和传播“彩虹”思想,使得社会更加多元化和存有一颗宽容的心。

(记者:何欣盈)

董妈妈:从小爱到大爱

6月1日,和阿强一起来到汕头大学演讲的还有来自深圳的同志妈妈董婉婉。她是亲友会的义工,主要讲述自己与同志儿子的故事,也分享这几年她参与同志公益的感悟。董妈妈说,从2009年儿子向她出柜到现在,她越来越明白包容和理解的意义,而这种“明白”对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突如其来的出柜

董妈妈是一名普通的职业女性,95年离异后和儿子一起生活。

2009年12月,董妈妈上大学的儿子放假,从澳洲回到深圳。她看到儿子已经长大成熟了,周围也一直有几个来往密切的女同学便不是和儿子开玩笑怂恿儿子“可以找女朋友了”。然而,令她奇怪的是,儿子总是回避这个问题,甚至有一次用很怪异的眼光看着她。这让董妈妈很疑惑,感觉到儿子和她之间似乎有隔阂。

一个周末的晚上,董妈妈坐在餐桌旁等儿子回家,她决定要和儿子谈一谈。儿子却没有坐下来。他表情凝重,突然问道:“妈妈,你爱我吗?”他从未问过董妈妈这样的问题。董妈妈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当然爱”。儿子又确认是否无论他是什么董妈妈都爱他。得到肯定答案后,儿子告诉她:“妈,我是同性恋。”董妈妈愣住了,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母子俩哭着抱在一起。

艰难的“自我认知”

董妈妈在知道儿子的秘密后的很长时间,都不愿相信这件事情。好几个夜晚,她都独自流泪,反思自己“是不是在教育上出了什么问题”。她甚至去咨询一位心理学专家,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在半年的时间里,董妈妈在纠结中度过,她仍盼望着儿子可以改变。董妈妈试探地要求儿子适当接触女孩子,也许他会发现自己其实不是同性恋。但董妈妈的儿子对此反应很激烈,说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还会这么想。他告诉董妈妈他确定自己是改不了的,“这种性取向是天生的”。

董妈妈后来了解到,儿子也是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完成对自我的认知。他在初中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男生”。他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同学,“被拒绝后难过地翘了一天的课在家流眼泪”。后来高一也喜欢过一个男生。董妈妈问儿子:“怎么样,他们都是直男吧?”他说他当时不懂,但现在当然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对于同性恋孩子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董妈妈说,因为与异性恋孩子相比,同性恋孩子是少数和弱势群体,所以对自己的迷惑更多,再加上感情上的波折,他们更容易难过痛苦。在认知的过程中,同性恋孩子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心想“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不是不正常”、“难道我是变态”、“世界上是不是就我一个这样?”

董妈妈的儿子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已经坚定了自己的身份认同,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的坚持也让董妈妈幡然醒悟:她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对的,对儿子也不公平。在儿子“你是不是不接受我”的强烈反问中,董妈妈明白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现实,完完全全接受自己的孩子。于是,董妈妈开始学习同性恋的知识,找相关的资料,儿子也为她提供一些网站,推荐很多国外关于同志的电影,她开始主动去了解同性恋这个群体。

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沟通,董妈妈终于明白,她的儿子没有错,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是大自然造就的,无法也不需要改变,只需要认同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情感和生活就好。董妈妈变得“坦然了”,不会再胡思乱想,并且坚定地支持着儿子。

共同成长

当董妈妈完全接受和理解后,她的儿子向她敞开了心扉,母子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和融洽。董妈妈回想起以前和儿子的相处,虽然亲密,但总感觉隔着点什么,儿子似乎守着一个秘密不告诉她。

“他跟我之间的眼神交流很少,好像不敢跟我对视一样。”但讲出来以后,董妈妈感觉儿子和以往一样的健康正常,优秀聪明,而且更加的阳光自信。现在,董妈妈和儿子的交流更贴近内心,学习、同学关系、未来的打算、自己的感情,董妈妈的儿子愿意把这些分享给母亲。他们还一起看优秀的同志电影,分享心得和感受。

董妈妈自己也变得更加包容。“之前我根本不会去深入了解同性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现在,我不仅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更加愿意去包容。”董妈妈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长,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对于我儿子来说,他的心情放松了,因为他得到了最亲密的人的支持;对于我来说,我得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孩子,而且有能力将自己的爱分享出去。”董妈妈微笑着说。

从小爱到大爱

现在,董妈妈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做同志公益。开通博客,公开自己的新浪微博、邮箱、QQ,用自己的经历、学习和体会与其他同性恋亲友交流自己理解接受同志孩子的经验。在中国同性恋亲友会,董妈妈倾听同性恋者以及同性恋亲友的经历,分享自己的故事。对于同性恋来说,她鼓励他们认知自我,当决定出柜后,提供一些建议;对于同性恋亲友来说,开导他们要理解和支持身边的同性恋者。

“这是一个从小爱到大爱的过程。”董妈妈告诉儿子这些事后,儿子说:“妈妈,你这样真是太好了。”他的同学朋友也很羡慕他,因为董妈妈无条件地支持关心和爱他。

“我希望最终社会不会歧视,并以平常的心对待这些孩子、这个群体。”董妈妈希望中国的同性恋者能站在阳光下,过自己的生活。家人和社会能够明白“爱是最美丽的彩虹”,给予他们更多地尊重、理解、包容和支持,达到和谐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同性恋亲友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

董妈妈也希望同性恋者要爱惜自己,清楚自己的人生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依靠自己才能完善人生,要勇敢地认知自己,热爱生命,健康生活。但她也明白,现在的社会环境对他们会造成很多的阻力,所以需要每个社会的成员的共同努力,去改善现状,创造一个公正、尊重和包容的未来。

(记者:马天骄)

曾俊:我为什么要大声说我是gay

4月17日晚上,在汕头大学的一间小型教室中,正在上一门叫做“the contemporary world(当代世界)” 通识课。这天的课上,来自美国的教授提到香港马来籍的女同比例越来越高,引起讨论的小高潮,大家开始探讨其中原因,教室后排靠左角落里传来急促的问句,“Then,how about gay?(那么,男同呢?)”教室里笑声骤起。在一片笑声中,提问的曾俊看着教授,紧接着补充了一句,“yeah,I’m a gay.(对,我是同志。)”点着头,清晰而大声。

这是他第四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的性取向。在汕头大学,几乎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同志身份。会有同学提到他时这样说:“那个gay”,不需要再多加解释,众所周知的“那个gay”只有一个人——新闻学院曾俊。从半年前,大三上学期时他第一次在班上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时,他就知道自己必须承受的,成为是大家口中的“那个gay”。

有人很不喜欢他的高调出柜,就像不喜欢他的光头和总是不扣前三颗的衬衫一样:“他好像把自己是同性恋当做一件很自豪的事情”。对于这样的观点,他表现淡然。“我不自豪,这是生来就有的事情,就像生在贫穷或富裕家庭一样,同性恋或者异性恋,都没什么好自豪的。”

但他不能认同同性恋者应该低调的观点。“我高调宣布自己性取向不只是为了触碰心中平等的理想国,也是同性恋平权运动的策略。”首先,因为被忽视,所以要高调。异性恋没必要高调宣布自己是异性恋,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宣布。荷花池的一个接吻,步行街的一个拉手,就是向世界呼喊他们是异性恋。第二,平等的社会中,高调宣布性取向是正常的。在一个性取向完全平等的社会中,异性恋和同性恋都可以随时随地向大家说明自己的性取向。要改变同性恋目前被歧视和忽视的状况,同性恋必须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把自己和异性恋平等对待。第三,性取向在学术上可以是个人隐私,而在生活上不是。人是社会性动物,同性恋经常会被家里人、朋友们问到异性男女朋友的问题,甚至被逼婚,而这个时候,同性恋无处可躲,无谓隐私。

在记者提问后的第二天,他把自己上述观点整理成一篇文章发在了微博上,并且在各个QQ群发送链接,“请大家惠读,交流”。他说这样大力宣传自己的观点是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东西,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对未来的绝望,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帮助有些藏着的同性恋正确认识自己,尽早迈向出柜这一步。”

大一时曾俊一直活在恐惧之中。“因为自己以前是非常在乎别人想法的人,当时觉得说出来的话就会被当做怪物看,自己会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别人也会看不起自己。”因此当周围朋友聊到调侃到女生的话题时,他只能尴尬附和或者沉默。“天天生活得非常不像自己。当和那些不公开的人出去的时候,就一个人很安静。就这样,感觉像两个人一样,我觉得是非常痛苦的。”

 “但现在一点都不在乎了。”他苦笑了一下,解释道,“身不由己,你既然已经是同性恋了,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话题,会让讨厌你、喜欢你的人都会冒出来。要是你在乎那么多的话,肯定不能活了,心理压力太大。”

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出柜不过一年多。在大二上学期,他对来汕大讲座的Helen Zia——美国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华裔作家,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其实每次Helen Zia来汕大讲座都会有十几个同性恋学生去找她,但大家都不愿意公开出柜”。“据研究,人群中同性恋的比例在5%左右。”曾俊介绍道。

出柜后,他觉得以前的恐惧都是自己吓自己,“其实汕大是个相对宽容的环境。”他谈到自己在美籍老师倪青青的课上出柜后,倪青青每次布置作业涉及两性关系时都会特意询问他,对他有没有困难。他也认为同学们的反应基本在自己的期望范围里,大家听到他宣布自己性取向,停顿一下,然后像听见常见的事情一样略过。

当记者问到有“同志”认为自己身边的环境已经够宽容,而不想再刻意强调自己的性取向去引起注意、隔阂时。“我更有资格说我处在一个宽容的环境中,但人不能那么自私”。

3月末,曾俊在汕大成立了一个Q群——汕大同性恋互助交流群。他称建立该群是在为建立汕大同性恋社团作铺垫。6月1日前来汕头大学演讲的广州同性恋亲友会主任阿强便是受曾俊邀请而来。“请他们过来演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在汕大成立一个同性恋社团。”中国大陆首个成功注册的同性恋社团,成立于2006年——中山大学彩虹社,引起过强烈争议。“后来中大校方改口说彩虹社是一个关注同性恋现象的学术性学生社团,而不是同性恋组织”,曾俊说,但他认为研究同性恋的组织在很多高校都已经有了,如果现在再在汕大成立一个研究同性恋的社团,必要性已经不是很大了,这样其实没有做出实质性的驱动。

目前汕大同性恋互助Q群的成员有70名,其中只有曾俊是公开自己姓名的。加入群的同学,因为害怕公开身份,很多都是申请另一个QQ号加入的,什么资料也不写。“我想现在想要成立社团的话,我就要找到20个敢公开身份的人,在汕大的话,我觉得这3年之内是不可能的。”

(记者:周俊,刘杏仪对本文亦有帮助)

(专题编辑、制图:周俊)


声明:转载本文请确保非商业使用并注明转自大华网-草根播报
本文地址:http://stu.dahuawang.com/?p=25815,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大华网立场无关。

发表评论→

你必须 登录: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