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活着是根草,死了是个宝

又是冬季南国的冬天并没有让人感到异常的寒冷。午后阳光懒洋洋地汕头市甲1精神病院它处于北回归线上。这里连同阳光一样懒散的还有精神病患者们来回散步的步调。

他们大都动作缓慢,神情呆滞,彼此之间也很少有交流,擦肩走过时形同陌路。任何时候,总有三四个护理人员在病区内看护着,一旦病人间发生碰撞冲突或有异常表现,她们马上上前制止或安抚,如同哄小孩般细声细语。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走动的病人,却没有笑谈

偌大的病区客厅里,只听到鞋底在水泥地上来回的摩擦声没有更多的动静。五排长木椅围成的“客厅”,神态木讷的病患们看着电视荧幕。除了报纸,这是他们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径。仿佛生怕落下任何一个镜头,每个人的双眼都紧盯着变动的画面——然而,不管节目内容多精彩,却无一例外 都面无表情。

30岁的,一位幻听症患者,便是其中一位。我们走到操场的石凳边,他在我对面坐下,我很近地看着他,皮肤苍白,头发蓬松杂乱,发间散落着头皮。他的指已经很长,药物引起的身体肥胖更多像是一种臃肿。由于神经过于紧张,小的双手总是抑制不住地颤抖。

午后阳光照耀下,小神情骄傲又满足地讲述着自己辉煌的过去:水果生意、善良常帮人、常被邻居夸、父母的骄傲等等。然而,每个病人的背后,多数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我很后悔当时情绪激动打了我爸。说着说着,仿佛触碰到了未愈合的伤口,他突然停下,埋着头不再说话。那双十指交叉紧握的手,不断颤抖。仿佛要什么,却又没有。

20105月的一天,在服药的时候,小季无意中看到药袋上写有精神病三字,自认为没病的小季以为劝他吃药的父亲要害他,突然变得情绪激动,拒绝吃药蓄足力气抡起了拳头,狠狠地朝父亲的心口袭去,父亲被击倒在地。随后,次被送进1精神病院。在这长达一年的治疗时间里,小的病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本来已经可以出院。但六次进出精神病院,每次回家后都不能坚持服药,导致病情复发,摔东西,谩骂家附近的邻居的事一再发生。他的家人已经失去了耐心,直到现在,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亲的血缘,也经不起这折腾。

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耐心照顾。”护士长小张说。监护人稍有疏忽,病人没有药物维持治疗,一旦发病整个家庭都要经受心灵和生活上的折磨。在对病患的治疗上,很多家庭都尝试了反复的努力,经历了多年的煎熬,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七十多岁的刘奶奶双眼失明,每月她都要拄着拐杖到街道卫生院为他三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领取社区免费发送的抗精神性药物。(柯眉美摄)

七十多岁的刘奶奶双眼失明,每月她都要拄着拐杖到街道卫生院为他三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领取社区免费发送的抗精神性药物。(柯眉美摄)

阿明今年56岁 了,为治妻子的病,他花去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使得吃饭都成问题。为治妻子的病,年轻时,他错过了种种发展的好机会。为治妻子的病,他自学医书,妻子的病没 见治好,至自己摆起了药摊,为别人看病治疗。为治妻子的病,他踏上了漫长的求医、求神道路。他访遍汕头、潮州、梅州、福建各地老中医、巫医。

只 是阿明的用心良苦,他的妻子未必能领会。“以前找中药给她喝,熬了几个小时,她喝了几口就倒掉了,”连同中药一起倒掉的是阿明的心,“有时搅碎了混到稀饭 里她吃,一旦被她发现了就说我要害她,就开始大吵大闹,没得商量的”,“混到苦瓜汤里她都能感觉出来,这些人的知觉比我们还厉害。”他用“这些人”来形容 自己的妻子,连“精神病”这三字都耻于启齿。“估计拿回去也没办法给她吃”,“以前就是这样,你拿药给她吃,当着你的面吃了,还张开嘴看了,没东西,你以 为她吃下去了,但是没有,她就含在舌头下面,过一会就出去吐掉了。”阿明清楚地记得他为妻子做的点滴,只是说这些的时候,他脸上露出的分明不是幸福的表 情。“搞到心都凉了,光吃药就够你受。”这次到社区拿药自上次已有半年时间,“吃了也是治标不治本,要是有办法根治,我早就治好她了。”阿明说。三十年 了,妻子的病“还是老样子”。

我想回家过年,但爸爸说不用过年,在医院好好养病。嗓子喑哑,他埋下去的头仍能让人看到眨巴着的眼睛,一眨一眨,一合一闭

但转瞬他抬起头,又说:我爸爸是大工程师,很忙的。他要去给别人盖房子,赚钱。声音低沉却不带丝毫抱怨语气。

赚钱,来付小季的住院费;盖起一幢幢房子,却装不进自己的亲人。

长期生活在这个过于沉寂缺少活力的大院里,来探访的人常会引来患者们异样的眼光。停下来,便会有患者围上前来,跟你调侃起来“你们哪里来的”,“来干什么的”他们还常会避着护理员,向来探访的人借手机打电话回家。那几个阿拉伯数字,他们念念不敢忘,那是唯一一个能迅速找到家的航标。

勾起了小内心埋藏许久的思绪。他按捺不住情绪,激动地唱起了那首《我想有个家》,这首陈百强的歌,小季是极喜欢的。他一发声,周围闲逛的病友们也都围了过来。

一群精神病患者,不,这里施行着人性化管理,这里的病人都叫“修养员”。休养员们唱出的歌,没有一个词被漏掉,没有一个音符唱走调。我想有一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 候,我会想到它……”响彻在上空的不只是歌喉发出的歌声,夹杂在其中的更是他们对家的呼唤。歌声高亢而颤抖,充满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渴望,让人难以猜测,却无法忘怀。 

阳光投射着他们的身上,影子孤独而消长……

一个精神病人治疗成本较高。精神卫生专家介绍说,重性精神病患者如果住院治疗每年至少需要2-3万元即使采用家庭病床治疗,每年至少也需要1万多元。对多数患者家庭来说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精神病患者家庭经济窘迫。据报导,80%的精神病人需要终身康复治疗,经过病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消耗,大多数家庭已经一贫如洗,生活都十分困难,更是无力支付住院费用,甚至连在家买药的钱都捉襟见肘。治理精神病人,不只是钱的问题,还需要极大的精力与耐心。精神病人的家属往往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拖得难以支撑,绝大多数是力不从心。一个精神病人拖垮一个家庭的现象,生活中已屡见不鲜,有的家属甚至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潮州市甲3精神病院病人只进不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该院的发展。“有的家属把病人丢到这里就再也没来看过,病人治疗好了,打电话让家属过来领,他们说不要了,给你们了。一旦出事了,就来医院闹事,要赔偿。”该院院长说,“几十年都患这个病,拖累家人,危害社会,家人也讨厌。”

家属故意甩包袱的问题同样存在汕头市甲5精神病院。“有些病人在社会上肇事肇祸后,110把他送来,当时就联系不上家属。治好之后,病人想起家庭地址了,派出所把他送回去,但家属都不愿接受,说没这个人。”王主任说,“大部分精神病人家庭倾家荡产,都把家庭搞垮了,家人都不愿要你了。”

同样,一些精神病人的家人因无力监管,长年将病人用铁链锁在室内;也有精神病人的家人为求得解脱,干脆将精神病人杀死,如20061217日,福建省厦门市67岁的居民刘明美因无法忍受患精神病的儿子的频繁肇事和长期拮据的生活,用绳子将儿子勒死后自首。  

抛弃精神病患者,何尝只是家庭,患者本人抛弃了自己。据2011年中国经济周刊报道,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致使该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

因此,社会上流传着这种说法,“精神病活着是根草死了是个宝”。

无知与知之

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精神卫生知识认识错误与不足,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朱少毅认为,这直接影响了精神障碍的早期发现,错过最佳治疗期。

“他们有些不知道这是一种病,不知道可以治,有的知道是一种病但不知道去哪里治。”精卫郑少雄说。无知使得患者家属的第一求医行为是求神求巫医。“在我接触的病人里面,10个有9个在求医之前是有过求神拜佛行为的。”求神拜佛在潮汕俗称“拜老爷”。

阿明就是为了治妻子的病“信邪”了。中药、西药等方法都尝试后,妻子的病还未见好转,现实逼迫不信邪的阿明走上了拜老爷的道路。三十年来,他求神拜佛的次数多到自己也记不起具体多少次。

“以 前我不信邪,但没办法,她得了这个病,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也去拜了,”阿明回忆道,“整个祠堂都是老妇女,就我一个男人。”不信邪的阿明在佛像前下跪了,他 说自己输给了命运。“拜一次少的七八十块,多的三四百块。烧的纸,有锡金的、锡伯的,各种材质的都有,光那个纸就要几十块。”阿明掏出随身带的烟,那是他 唯一借以消愁的“烟”,抽出一根,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呼出来白烟遮不住他愁而皱的脸。

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将影响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求医行为。潮汕地区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区文化的亚文化区域,受潮汕地区独特的文化影响,精神病患者在求医精神科前普遍存在着不良的求医行为。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潮汕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求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显示,潮汕地区41. 2%的患者采用所谓的迷信治疗,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研究;在传统的求医方式方面,87. 8%的监护人都不按专科就诊,74. 6%的监护人认为到医院看病均要找熟悉的医生。迷信治疗及找熟悉医生看病在潮汕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求医行为中显得特别突出,在全国也是少见的。研究显示,这种不良的求医行为平均延误治疗时间2年左右,明显高于国内的报导。

一 旦家里有人患上精神疾病,家属常会认为是“中邪”或是“鬼附身”。这促使一些患者家属拜老爷求健康平安的行为变得更加频繁,但求神拜佛都只起到心里的安慰 作用,病情控制不住后才去求助于专业精神科。这时,不仅患者或家属精力与财力已山穷水尽,也错过了最佳的治愈时期。最后只能导致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使得 病情更加严重。

汕头市某精神病院,70岁的陈婆婆是在此居住时间最长的患者,当别人问及她家人情况时,她总有不同版本的答案:家里有哪些人、分别在哪里工作。但她是个妄想症患者,所有关于家的美好愿景只不过是她对家过于渴望而想象成的,她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家人”来看望过她。(柯眉美摄)

汕 头市某精神病院,70岁的陈婆婆是在此居住时间最长的患者,当别人问及她家人情况时,她总有不同版本的答案:家里有哪些人、分别在哪里工作。但她是个妄想 症患者,所有关于家的美好愿景只不过是她对家过于渴望而想象成的,她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家人”来看望过她。(柯眉美摄)

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公众对精神障碍的知晓率不足五成,就诊率更低。

由于精神卫生知识尚普及,宣传力度不够,大多数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偏见与歧视现象较严重,精神病人及家属往往处于一种由歧视导致的恶性循环之中。歧视往往造成病人和家属将疾病保密,多数人也宁可自己忍受痛苦而不愿求助精神科。

患精神病的开始也就意味着遭受歧视的开始。

歧视可来自单位、学校、邻居、亲戚等周围人。歧视的方式往往是看不起、看不惯;被冷落、耻笑、咒骂或身体受侵害。

“以 前有个病人,病情基本控制好了,要到市委办公楼当保安,要我给他写份证明。他跟我说,主任啊,不要写我有精神病,要被人知道了不好做。”汕头月季居委陈主 任说道,“最后我写成,控制病情稳定。我也不好做啊,要是写成有病,他找不到工作,发起病来,我都会惹麻烦。”“最后人家也只能找借口说他身高不够,不 要,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

在种种歧视现象的影响之下,病人和家属的社会地位被降低,自尊心受到伤害可能造成病人的逆反心理,他们拒绝接受被贬低的社会地位,出现否认有病,拒绝治疗,最后导致病情的加重。

近年来,反歧视已成为世界性的精神卫生热点问题。西方国家的专家们称这是精神医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伴随着精神病人非住院化运动,出现了许多由精神病人和家属组成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的工作内容包括:为精神病人及家属维权,;通过媒体扩大对 消灭歧视活动的宣传;争取政府支持,增加对精神疾病的投入等。

精神科专家学者认为,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广大民众的道德素质和建立、健全精神卫生的法律、法规是反歧视的重要手段。但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长期不懈的努力。

(记者:柯眉美;编辑:单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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