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防治:任重道远,仍需努力

社会的快速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大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精神及心理问题。2010年,我国出现的一系列校园袭击事件及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精神疾病所致社会问题的关注。

2009年卫生部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中将中性精神疾病的管理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范畴。近年来,国家对精神卫生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对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2010-2011年,国家投入91亿元对全国550家省级、地市级和部分县级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的业务用房实施改扩建,投入14.5亿元购置必要设备,这是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硬件改造的首批大规模国家投资。

2010年,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搬至汕头市泰山北路万吉工业区,占地面积42.3亩,总建筑面积14383平方米,包括三个普通病区和一个高级病区、一栋门诊楼、一栋培训楼及其他办公配套设施,设置病床200张。全新的环境及更加完整的医疗设备、基础设施,“建筑园林化、管理开放化、生活家庭化、治疗综合化的医院管理模式,完善了系列服务设施,为患者提供了更舒适温馨的服务。

2009年,溪南华侨医院精神科扩建三个病区,将标准床位数从45张扩充到150张。

2012年,揭阳市将在复退医院原址建立该市的精神卫生中心。

2012年,潮州市红山医院附近一栋8层楼的建筑正在建立,那是该市新的精神病院,届时床位将增加至350张。

同时,精神疾病的社区防治工作也在不断进展中。

我国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真正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2010年,中央综治委委员、卫生部副部长尹力强调将救治精神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区卫生机构和乡村卫生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构建医院-社区为一体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是必然趋势。
目前国内一些省市已经开始着手,将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工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比如建立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档案,开展定期随访、监督用药及指导、常规康复等工作。 

汕头市残联在 1995 年开始实施精神病社区防治康复工作,探索符合汕头市实际的社会化、开放式的社区精神病防治康复模式,简称精防模式。每月由市四医院、汕大精卫中心、辖区慢病站等精神卫生医疗单位及相关医疗卫生机构派出医疗业务骨干在固定康复点开展社区精神病防治的康复工作,为精神病患者免费诊治、发药和心理咨询。

1995年在下蓬医院开设了第一个精防点,当时动员了四十几个人,但只来了十个。”精卫精防办郑少雄主任回忆道,“老百姓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说,怎么会这么好,看病拿药不用钱,会不会是骗人的。但是第二个月再去的时候,那十个人还是来了,还带来了十个人。”“现在下乡不是只有我一个医生了,是要几个医生。”郑少雄主任从繁忙的工作中感受到了前来接受服务患者人数的增多,当初十个人的精防点积累到了今天的两百多人。

某社区精神病防治点,精神疾病患者家属在社区医院领取每月免费发送的抗精神性药物。(柯眉美摄)

某社区精神病防治点,精神疾病患者家属在社区医院领取每月免费发送的抗精神性药物。(柯眉美摄)

“精神病防治日”制度成效十分显著,2010 年底汕头市监护率达 945%,参与率提高到 643%,肇祸率降为 011%,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汕头市精防工作几项主要指标均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19月,汪洋书记莅汕调研,称汕头精神病救助具有“较成熟的治疗理念和管理模式”,且已作为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

20065月,国家开始在30个重性精神疾病监管示范区实施治疗项目。自此,国家对精神病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应省卫生厅的要求,2011年精卫精防办开办精防医生培训班,分别对粤东、粤西和珠三角各市县的的精神科医生进行精神病监管知识的培训,即模仿汕头的精防模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精防工作。但工作进展如何,无从考究。

“认真的就打电话过来请教,不认真的或是其他部门不配合的就随便搞搞。”郑少雄主任说,“说白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不光只是医生的力量,还需要残联的配合,政府财政的支持等等。医生的责任就是去促动,去号召,去宣传,让政府知道这个事情应该做。如果它认同你的做法,财政又允许的话,工作就很容易开展。”

就像其他市县开始精防工作艰难的今天,汕头精防点在设立之初也并非得到所有部门的支持。1995年,郑少雄等人在汕头地区做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精神病人由于知识、财力等原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当时就想,在当地设个点,让贫困病人有个治疗的地方,初衷很简单。”郑少雄回忆说,但这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成,“当时医院很多部门都不同意,尤其是财政部门,都说你白白去工作又没回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第一个精防点在一片怀疑声中设立起来,兼职的医生护士,寥寥无几的病人,老百姓的半信半疑等都在考验着郑少雄及其同事们的意志,“四院当时也说,做苦事又不拿钱,也没做。两三年后,效果真的出来了,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率、危害社会治安事件等等此类负面的事情都在减少。医院的领导站在更高的角度看这个事了,市政府、残联等部门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了。1998年,四院才同意加入。”目前全市设立社区精防点”50个,覆盖人口达500万人。近几年,共诊治精神病人2.5万余人次,大大减轻了患者家庭和社会的压力。

龙湖区残联的一份1997年的精防工作情况汇报文件上,记录了下蓬镇鸥下居委的一位精神病患者蔡先生在患病后被关锁在家8年多,基本不成人样,经每月定期服药治疗后,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还能做些简单手工劳动。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阿芳在社区精防点免费服药二十多年,家庭贫困就像她的丈夫老李说的,“得了这个病,基本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哪还有精力治病”。而她,却常心怀感恩,“感谢汕大的医生,刮风下雨都来给我免费发药看病,我家里生活困难,没什么报答他们,只有向他们表示万分的感谢。”她坚持服药,不仅病情没有复发,还能到工厂“上班”了。

中午十一点,在发最后一个患者的药,从早上八点工作到现在,终于可以下班了,医生们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柯眉美摄)

中午十一点,在发最后一个患者的药,从早上八点工作到现在,终于可以下班了,医生们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柯眉美摄)

相关部门不配合,资金不足等问题都是建立精防点过程中可能遇到困难。对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其他市县,郑少雄深表同感,“万事开头难。就像我们当初下乡,挑在星期几去一次,后来当地老百姓建议我们,最好是固定一个日期来,不要偶尔来一次,农村人对星期几没概念。后来才固定一个月这个日期下去这个点。”今天,得以在全国推广的汕头精防模式就是在这样的尝试中摸索出来的,“医生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做并且做得好,不仅需要政府的重视,还需要相关部门的互相配合,互相合作。”郑少雄说,“这个人群越来越壮大,对社会造成的负担越来越重,各个部门都应该重视起来,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置之不理。社会也要尊重他们,正视他们。”

另外,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以及传统观念问题,不少病人家属不配合或者不同意社区医生参与救治,甚至隐瞒不报,这些都给社区医生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是救治重性精神病人的重要一环,但必须有配套政策、资金支持跟上。纵观全国各地,此项工作才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精神疾病防治系统相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疾病预防控制等系统而言,仍然非常薄弱,各级财政对精神卫生的投入不足,精神卫生防治体系仍不完善。“政府重视、各市区残联、居委互相配合、积极建立社区防治体系,电视、报纸等媒体要加大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的力度。”郑少雄说。

朱少毅认为,近年一些心理咨询门诊的出现,国家不断加大对精神卫生财政的投入,精神卫生法的出台,的确表明了社会对精神疾患的重视程度在提高。

建立完善的精神病社区防治体系,是一道沉重的命题中国精神疾病的防治救助,任重道远。

(记者:柯眉美;编辑:单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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