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起码应该说真话

“宪政民主是国家的最高的利益”,这是33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汕头大学的演讲题目,当他说到相比国内其他一些问题,钓鱼岛等领土问题并不太重要时,现场出现了一些不以为然的声音。有位观众很惊讶他的演讲尺度,“他这样说,难道不会被逐出京城?”

讲座长达两个多小时,远超过预计时间。从“健康的文明应该如何维系”到“中华文明危机的层次”,再到“宪政的各个要素”等,张千帆层层论证为什么“宪政民主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张教授喜欢用数据,注重条理逻辑,这与来开过讲座的许多文人引经据典的演讲方式不一样。”听完讲座的汕头大学学生周璿认为张千帆说话很严谨,“他理工科出身的特点还是挺明显的”。

张千帆

张千帆

在讲座中,张千帆提出没有社会的压力,上层很难有关注和采取行动的决心。他认为改革的动力主要在民间当民间的呼声足够响亮,政府就会考虑公民的诉求,并做出制度上的改革。一方面他认为人是“理性的人”,也就是会为了自利而牺牲他人、公众利益的人。可是当人人自利的时候,公众利益被压到最小,也意味着每个人利益的损害。他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上下结合,推动改革,这需要公众勇敢表达自己,也支持他人的表达。

讲座中有观众向他提问:“张教授,您一直在谈公民应该怎样做,那您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您应该做些什么呢?”下面有观众马上替他回答:“知识分子也是公民。”

张千帆顿了顿,抿着嘴角想了想,用一贯轻声缓慢的语气回答:“一个需要知识分子发挥很大作用的社会,知识分子往往是无力的”,“不过”,他又补充道:“我认为知识分子起码应该做到说真话,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不能说假话,应该把我看到的真相说出来。”

41日,草根记者和张千帆约好在汕大校园内采访。早上9点钟,张千帆戴着一顶普通白色遮阳帽准时出现在约定的采访地点。他披着一件普通黑色夹克,米色裤,一条黑色旧皮带因磨损露出斑斑点点的白色。“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海边坐坐,聊聊天,”张千帆提出来。时间有限,我们决定一起去汕头海滨路走走。

张千帆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也是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他为许多媒体撰写评论,自己也会在博客中写博文,涉及的内容包括高考招生政策和教育公平等等重大社会议题。

201212月名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宪政》的演讲视频在网上引起大量转发。视频中,张千帆直言不讳地批判专制社会的恶果,呼吁宪政和中国国民道德的重建。那本是2011辛亥革命百年庆之际,他为北大新生所做的一次演讲。

我们上了车,在车上,记者充当导游向张千帆介绍汕头沿途的各个地方。快到人民广场时,路过汕头市政府。坐在副驾驶座的张千帆回过头来:“比如为什么人民广场旁边会是市政府,而不是银行或者其他任何机构呢?这也可以写一篇时评,让普通人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你看到一些社会实践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想说什么,你能从你的视角,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完成一篇时评。” 张千帆曾说过自己是从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开始写时评的。“当时觉得自己必须出来写,第一是看着这个事件的影响力,第二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在我的研究领域内给出不同的声音。” 之后写时评也都是类似的情况,就是在一个社会事件面前,觉得这件事情有价值就会写。

回想起来,张千帆说物理学严谨和求实的做学态度始终影响他,使得他养成了关注事实的习惯,“物理学都是关注实际大自然的问题,我也比较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他在研究宪法时更关注社会实践问题,而不是专门研究理论。

“这个国家产生问题的速度远远大于解决问题的速度”,提到仍有许多具体的不正义的事情难以得到声张,张千帆也觉得无奈。他认为因为体制问题,社会的问题的产生是地方性的,而问题的解决则只能依靠中央的力量。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让人越来越感觉解决不了。但很多百姓仍然期待上层给他解决问题,张千帆说这种期待更多是一种空想。他曾帮助上访户联系媒体和领导,却并不认为上访能解决问题。他提到有位上访30多年的上访户已经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示,但地方政府照样不改,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他认为上访不可取,又认为法律没有得到落实,很难解决问题,问题还得从体制上改。“可是选举又是一个集体行为,‘你不行动我也不行动’,也很难解决眼下的问题。”

我们到了海滨路,在护堤边,张千帆感叹汕头的空气比北京好太多,背着手在护堤上踱步,张千帆看起来和护堤上晨练的人们并无二致。他说自己现在很少旅行,工作太忙,只能在出差到各地逗留的间隙看一看当地。

走着走着,有一段下坡,只有靠近马路的那侧铺了台阶,另一侧悬空着,没有台阶也没有护栏,行人不注意的话可能在没有台阶的地方踩空。“这个问题也要向政府呼吁解决。”张千帆指着台阶说。

张千帆在汕头大学演讲

张千帆在汕头大学演讲

背景资料:从物理学到法学

1980年,张千帆16岁,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1984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后,1999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

张千帆现在在宪政研究领域已算是权威,不过他一开始的专业却是和宪政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的物理学。

当时因为李政道、杨振宁,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物理热”,有媒体报道说,张千帆最初选择物理学是时代风气使然,“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学成报国是他从小的梦想”。

不过他渐渐觉得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对社会科学本来就有兴趣,博士毕业后觉得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更大一些,后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就转了”。

读完物理学博士,再转向去读法学,张千帆家里人一开始并不是太同意,而是希望他早点找到工作、成家立业。不过“人在国外,他们也管不上,所以说转就转了”,他说,事后家里人还是能够理解的。

在做物理学博士论文的时候,张千帆就有了转专业的想法,但为了积累一点财富,他觉得继续做物理学博士后。1992年,他就读马里兰大学法学院,学费很贵,又没有任何奖学金,之前积累的一些钱很快就不够用了。

读法学院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他只得旁听,因为旁听是不要钱的,此外还找了一份兼职,勉强糊口。

1995年,他来到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政府学博士,那时有了奖学金,生活境遇才有所改善。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起初在南京大学法学院当教授,2003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

                               ( 记者:单朴 周俊 吴雨微;编辑:单朴 周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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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3 2013年04月20日 3:17 下午

    师兄,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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