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体验之“三民”启示录(一)

飞机降落引发的一阵剧烈颠簸将我的视线从窗外拉回来。桃园机场到了。耳畔正播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歌声温婉甜美且让人浮想联翩:在接下来近四个月的研习生活,会有什么小城故事,又有什么收获,多少意外?我摘下耳塞,不作想象,任由一阵莫名的兴奋和神秘袭上心头,占据心扉。走出机场,迫不及待地放眼一望,眼际所及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地和一排排低矮的平房,还有几个笔画繁多的繁体字大标语;阳光灿烂的不像话,像白花花的银子一样,耀得人睁不开眼,却让人心生喜爱,心情愉悦。

接机的是学校派来的一位老司机。车往阳明山上行驶,打开手机,一行字映入眼帘,“您的手机离开中国移动服务区”,呵呵,联系终于切割干净,到了“中国移不动的地区”。汽车驶过几条街道,两边无数的房屋、店铺往后飞驰,一路上我极尽眼力,却并没有看见臆想中高楼林立的大都市街景,取而代之的则是破旧的民宅和有些杂乱无章的店铺招牌,还有一扎扎像蝗虫出动一样的机动车,铺天盖地的。这些情景让我一时置身恍惚,仿佛到了大陆地区尚未禁摩的二三线城市而非鼎鼎大名的台北市。不过,平心而论,在赴台之前其实并没有人向我夸耀台北该是如何的繁华熙攘,一切只不过是我根深蒂固的心理观念在作祟。

赴台之前,韩寒的一篇文章《太平洋的风》风靡微博,让许多推崇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直接疯掉了,一时间,网络上高倡台湾的赞歌不绝于耳。我听了心里很不服气,“金无赤足,国无完国”,人家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乐土,还时不时爆出虐待囚犯的丑闻,台湾又不是乌托邦,还能跟丑闻绝缘?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写台湾的“不好”,尤其是名不副实的“好”,更加要大加讽刺。所以说,初来之际,我是带着傲慢和偏见的,对于台湾的一举一动,一人一物,甚而一草一木,我一直冷眼旁观,非但没有丝毫偏袒赞颂台湾之意,还挟持一股戾气,态度是十分挑剔和偏激的。然而,随着日渐深入的台湾生活,这种矫情的成见和愚昧的偏执终于敌不过“对比出真知”的理性现实,所以很快被大脑痛苦地格式化掉,并不断刷新和纠正。让观念重新回归理性、客观,我谓之为认知的进步。

来了台湾,如果不写几篇关于“民主法治”的老生常谈的文章,都不好意思跟大陆同学打招呼。但是在谈论台湾方面,千头万绪,欲理还乱,何况不少牛人已经千百遍写过大陆和台湾的文章,深入浅出有之,以小见大有之,都分析得非常精彩。我不想拾人牙慧,又不能别有洞见,只好借三民主义之名,简单地谈谈台湾的民主、民生和民众,聊以交差。

民主:两岸不得不说的主题

笑蜀说,“怎么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二二八和平公园是台北市里一座绿洲式公园,创建于1899年,原名台北公园。1996228日,台北市政府为纪念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更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使其成为一个追溯历史、抚平伤痛的纪念公园。

在一个静谧的午后,我持着单反,独身一人捷运到二二八和平公园,满怀憧憬的,像是一个迟到者参加一个遥远的葬礼。园内并没有很肃杀的气氛,空气里时不时还传来清风的浅浅吟唱和孩子们荡秋千的嘻嘻欢笑;而在亭台楼阁下,一对对情侣同志还在卿卿我我,谈情说爱。难道这平静且温馨的一切掩盖了往昔台湾仁人志士追求民主自治的呐喊声了么?我带着一些迷惑和不解,静静地踏着绿荫和草地簇拥的道路,循着纪念馆的指导路线,从追思廊到纪念碑,从纪念馆到和平钟,这才看到血腥的历史在眼帘一页页翻飞,听到一万八千冤魂的嘶喊声在耳畔萦绕……刹那间,我仿佛回到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许多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走上广场,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嘶声呐喊,为开放宪政下跪请愿,却同样遭到独裁者的刺刀穿膛和履带碾压的人伦惨剧。我的血液渐渐沸腾开来,荷尔蒙在体内乱撞,追昔抚今之余感伤时事,竟一时不能自已,于是我很激愤地在留言墙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让历史悲剧重演的民族没有很好的未来!

从公园出走,我四处转悠了一下,为的是排遣一下沉重的心思,结果不转不知道,一转吓一跳——<二二八纪念馆>竟然就设在巍峨的总统府前面。这似乎在时刻警示府里边的人物,牢记过去,勿忘历史。我一阵突兀过后就激动万分,一个政权敢于将自己的羞耻布和屠杀史高高挂起,警示自己,告诫后人,这是相当牛逼,相当了不起的。这让我记起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的一句名言,“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可以被遗忘”。可悲的是,某些政党至今仍然迷醉于枪杆子,自高自大,骄横粗暴,不肯正视历史,甚至连如实披露发家史的勇气都没有。这样政权注定在日益觉醒的人群中丧失殆尽合法性。

说起马场町纪念公园,很多大陆人可能会摇头不知道。但若提到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哦,原来是孙红雷演的余则成呀……”,“还有大嘴姚晨!”甚至会为中共间谍的聪明引以为豪。但荧幕英雄的原型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昨日的枪声成了今日精湛演技的掌声。

我是在一个周末的黄昏到达马场町纪念公园的。现在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已不复见当年的森严和肃杀,可以在这里骑自行车,欣赏新店溪河岸景观、看夕阳、溜狗散步,成为市民的休憩宝地,跟白色恐怖时期的残酷刑场简直判若两地;公园内立有一座碑文,碑前立着一个高耸土丘,据说是犯人被砍头或被枪决后血染的一掊土堆积而成的。时值夕阳正西下,残阳若血,全洒在纪念公园正中间的土丘坡上,非常刺眼。

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多为政治犯,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换而言之,“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在两岸人们记忆里面,国共内战流了多少鲜血,砍了多少头颅,或许随着岁月的逝去,都不大仇视或者直接笑泯恩仇了。但在战后六十年,两岸人互相看待战争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大陆,历史非黑即白,斗争成王败寇,没有人关注失败者的命运,没有人在乎少数个体的声音。甚至在教科书中,一提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功勋总是一笔带过,什么英雄事迹、光荣岁月全归于永远伟光正的共产党;为了让人们忘掉异见者和仇视对手,它甚至可以意淫出抗日战争是李云龙持着大砍刀劈退鬼子的低智商故事。

相形之下,今日的台湾又是如何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力量呢?马场町是一个典型例子。马场町是政府在2000年出资建成的,由台北市长马英九亲自命名为“马场町纪念公园”。每年的秋季,政府都会举行隆重非常的悼念活动,祭奠过去被枪决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以最高的尊重和礼遇。最令人起敬的是,马场町公园里面的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间谍和左翼人士为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这既是台湾对共产主义者最大限度的宽容和定位,也折射出民主社会对待异端和反叛者的态度。再反观极权社会,观念之争和利益之争,甚至党内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而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们从来不会倾听异见分子的意见,甚至视异端为敌人,更惶谈主动祭奠反叛者。台湾社会是不会走共产主义的,但是台湾社会给予共产理念以最大限度的尊敬,这就是民主社会的魅力。我曾经不下一次跟朋友说,专制和民主,其实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两者的主要分界在于民主尊重少数,专制打压少数。

台湾就是这样一个包容的社会,任何学说,任何理念都可以和谐地共生,谁的学说牛逼,谁都可以喧宾夺主。在国父纪念馆外面广场,我看见过一群法轮功修炼者;在诚品书店,我在最显赫的地方看见过宣传共产党的书。甚至在象牙塔,我还见过亲共的老师,在课堂上往死里骂国民党,一个声气筒向着中共,。我们在饭后还一起愉快地讨论问题,非常有趣的老头。

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说了一句很令我深刻的话,“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故乡虽然比不上他乡,但却永远是一个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地方。有些大陆学子享受着台湾的繁华,乐不思蜀,用网络流行的“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自我激励,这是非常可怜和肤浅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更何况,岁月留住的不是一世繁华,而是闪耀的民主思想;正如一位入狱者的话,“在根本的意义上,现代化首先不是民族和经济的振兴的奇迹,而是人的解放的奇迹,是人从无权利、无自由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奇迹——成为自由人”在民主化的世界,人们尊重的不是庞大的财富,而是伟大的人格,伟大的思想和自由的每一个个体。这或许也是我们经济体成为全球第二,却仍然得不到相匹配的尊敬的深层原因吧。

 (作者:梁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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