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草手记:采访智障儿王伟

采访王伟,本来不在我的计划之中。那时候存心工疗站刚刚剪彩。我本来只是打算采访存心善堂蔡木通会长,向他了解一些工疗站运行情况。采访结束的时候,顺口问了一句:“存心善堂救助的残疾儿中,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个案呢?”于是,蔡会长便向我们推荐了王伟。

据蔡会长介绍,王伟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病好以后,便成了智障儿,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家里两房一厅,便成了他的全部世界。后来,他的父母离婚了。离婚后两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死在家中几天,也无人知晓,如果母亲再迟几天回去,他估计也随父亲而去了。

在存心工疗站第一次见到王伟的时候,他正在学叠纸钱,他的母亲——张女士,在一旁耐心地教。那是很简单的一个活儿:把纸钱在桌上铺开,放一个纸筒在上面,将纸钱沿着纸筒卷成圆筒形,完了把纸筒抽出来,最后把两头简单扎一下,便完成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王伟也完成不好,母亲手把手教他,他的手便不由自主的跟着动,但眼睛却久久盯着隔壁的人发呆。

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张女士同意了我们的采访。从存心工疗站出来,步行到公交站只有区区几百米,但我们却走了足足二十来分钟。只见王伟一路走走停停,有时候我们禁不住为他担心,他的脚步在移动,但眼睛却盯着来往的车辆发呆。

他家就在一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楼房,他家在四楼。还没进屋,就有一股难闻的臭味扑鼻而来,大小便的味道夹着浓浓的消毒水味。墙壁刚粉刷过,屋里的摆设很简单,一目了然。一张桌子,几张凳子,一个旧式电视,一个几乎发不出声音的收音机,还有一副碗筷。两间房间里的摆设也一样简单,王伟的房间里,简单得只有一张床,甚至连枕头也没有。

王伟一进门,便开了电视,在我们采访两个多小时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盯着电视发呆,或者趴在地上,听那声音小得常人无法听到的收音机,偶尔察觉我们在看他的时候,便下意识地用双手挡了挡脸。

第一次访谈,他的母亲——张女士,五十岁上下的她很健谈,也很热情,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她跟我们谈了很多,情深之处,更是泪流满面。

当时,存心善堂已经收容了王伟,但是蔡会长表示,目前善堂并未请专门的护工,所以暂时由母亲接送他上下班,等工疗站二期三期工程完工后,再将王伟留在工疗站,并表示,希望张女士能留在善堂当护工,帮忙照顾一下王伟。对此,张女士一直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身体也不好,无法留在善堂当护工。

但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却发现王伟已经不去工疗站了。而此时,工疗站的二三期工程也已经接近了尾声。其实,工疗站并不适合王伟。工疗站所接纳的残疾人,大多是生活能够自理,而王伟却连上厕所,吃饭都要别人照顾,也不会讲话,不会与人沟通。而且,他的智力早已过了发育期。

而且,王伟与人沟通能力也极其有限。每次遇到生人,他总是尽量避开。即便是母亲对他说话,他也不甚搭理,他每天所做的,就是看电视,听收音机。我拍照的时候,他的脸似乎有意识得在避开,但他的眼里,却不见一丝愤怒,有的只是恐惧。我得不停转化角度,才能排到他的正面。

第三次去王家的时候,邻居见到张女士,便过来向她提意见。说张女士不在家的时候(据观察,张女士并不住在赵家,采访时候有人向我们反映,她可能已经再婚了),要把大门关上,不能只关铁门,因为王伟在家随地大小便,臭味熏天,连楼上也无法忍受,而且王伟经常不声不响出现在铁门后,多次吓到邻家的小孙子。

张女士随便敷衍邻居几句之后,邻居走开之后。她私下对我说,这么多年来,邻居一直都在跟她反映这个问题,但不能关上门。不关门,邻居经过的时候,还能见到他,他也还可以见到别人,不至于一个人完全与世隔绝。

当然,张女士有时确实无法照顾好王伟。一方面,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另一方面, “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床前无贤妻。”当然,久病床前也无良母,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有多少耐心经得起三十年的消磨!

最后一次去王家的时候,张女士终于同意了我的报道发表了,改了好几次的报道,让我都觉得有些失落。出于张女士的要求,她和丈夫离婚的细节,一再被细化,还有王伟的生活自理能力描写部分,也不得不模糊化处理。迈出王家铁门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

最初采访蔡会长的时候,蔡会长说,汕头有二十多万残障儿。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虽然这对于拥有五百多万人口的汕头来说,只占总人口的4%。但残障儿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意味着有二十多万个家庭,像张女士一样,默默承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生活压力。

带着这样的担心。第一次采访了张女士之后,我采访了金平区民政局原局长颜木和,颜局长深知政府救助的弊端。他说,政府肩负了社会救济的主要职能,在2009年政府支出救济贫困人口资金7000多万,同时在政府没有照顾到的地方,由善堂补充发挥作用。

但是在突发事件的救助上,善堂比政府发挥了更积极快速的作用。政府救助,速度太慢,经过层层批准之后,得到的也常常不过杯水车薪,象征作用远大于实际。

颜局长说,现在随着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需要救助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在汕头这样一个善堂文化非常突出的地区,善堂的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人们对善堂的信任程度比政府更高,“人们基本上有什么事情都找善堂不找政府”,他最后总结道。

这次的采访,总体上都比较顺利。但写稿的时候,却比采访要困难得多,因为受访者故意在向我们隐瞒一些事情,有时候甚至在混淆一些细节,比如谈到她现在的住所的时候,总试图让我以为,她还和王伟住在一起。存心善堂内部的人透露,张女士似乎急着摆脱王伟。

但在采访张女士的时候,她却说善堂内部有人故意排斥王伟,不让他去善堂。所以,不得不对采访来的资料进行选择。为了保证选择出来资料的客观性,我们只能将放弃无法保证客观性的材料,所以文章里面关于他母亲的部分,被严重压缩。

这次采访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最初王伟的母亲同意我发表,但第二次采访的手,她却突然告诉我,完稿以后,不要发表。她跟我们说,要是以后采访,遇到能够帮助她们母子的人,便将文章和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不要公开发表。后来,经过我的劝说,她终于松口了。却要对文章进行大幅修改。

主要是修改她离婚的经过,她要我再具体化,深怕别人误会自己当初是抛弃了王伟父子。还有就是对于王伟生活自理能力的描写(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照顾,而且也已经过了智力发育期),她说,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她害怕别人一见到这些情况,便望而却步了。我虽然能够理解她的想法,却不能扭曲事实。于是,我借口要修改,将初稿收回,不给她自己修改的机会。并声明,她可以指出文章哪些不符合事实,但只能由我来改。

这次采访,让我切身体会了一回老师所说的,只读教材,是学不会采访的。

相关报道:《路在何方,智障儿下半生谁来照料》http://stu.dahuawang.com/?p=11694

(记者:李护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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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论 +加上你的吧?

  1. 2011年07月8日 2:59 下午

    我只想说.这主人翁.到底叫王伟还是王峰.怎么写个文章也能多次把人名弄错= =

    • 刘思佳 2011年07月8日 3:58 下午

      抱歉,这是我们的失误,文章已做修改了。还请您能继续关注我们,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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